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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01日 星期三

    五作家莅晋讲学记

    韩石山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01日   03 版)

        五作家者,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林斤澜、刘心武。莅晋事,在1983年春夏间。莅晋地,临汾地区。记,追忆也。

        鞋子小了,脚就显得特别大。说这话,是想起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遭际。1980年夏秋间,还是个中学教师,阴差阳错,竟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在班上,是个不起眼的学员,可一回到山西,再回到临汾,再回到教书的学校,一步一步就成了个人物。于是便有了接待北京莅晋五作家的荣耀。

        再要申明的是,我不是参与接待,而是名副其实的接待组成员,且是首席。

        给我这个荣誉的,是其时临汾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先生。

        这个郑先生,在山西文艺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马烽、西戎这样文艺界的大佬,也要让他三分,不,应当说是敬他三分。我原以为郑先生比马西二位小,刚才网上查了一下,方知郑比马西还要年长三岁。马西同岁,均为1923年,郑是1920年。再就是,他们都有参加过抗日队伍的经历。若论家境,郑比马西二位还有好些。这从他们的做派上也能看出来。马西身上,多些老干部的气质,而郑先生身上,多些世家子的风度。那个落拓不羁的劲儿,若在京城见了,要么会当做天桥说书的,要么会当做大宅门里的遗老。圆口布鞋,什么时候见了,都是趿拉着,仅此一点,便可推想其余。这样的人,别说马西敬着,我是一见面,就视做高人。

        敬着谁,说不定就会麻烦谁。这个民间的逻辑,在马西与郑先生之间,同样适用。改革开放之前,文联、作协这类机构还没有恢复,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山西则是,从省上到地区,一律称文艺工作室。这个文艺工作室,省上大概在1973年就成立了。这是我的推测,因为我1973年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在北影招待所认识马烽和孙谦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机构了。说是文艺工作室,实际就是过去的省文联。既是省文联,便会有省文联的事要做。1976年,遇上个颇为棘手的事,这便是从维熙的安置问题。

        从维熙因“右派”获罪,用如今的常识推断,定然是,右派一平反,他就没事了,原来在哪儿打成的,回到哪儿安排就是了。不是这么简单,简略了说吧。他早先是判了刑的,1976年初,刑满释放,北京回不去,太原来不了,只能是就地安置。

        据说他找了马烽,马烽跟西戎一商量,这种事,说了能办的,也就个郑怀礼。以老郑的脾气,我都能想出他们当年是怎么对答的。马烽或西戎说了,老郑问上一句,杀了人吗?没有。放了火吗?没有。求,来吧!于是办了。至于从维熙有多大的能耐,什么品行,老郑根本不管,知道他受过难,有马烽西戎一句话就行了。

        从维熙安置之初,我去地区文艺工作室办事,顺便看望过。住处在后排尽头,紧靠城墙的一间小房子,屋里就几个纸箱子,想来是从劳改地带回来的。当时他已开始写作,发了篇什么,挺兴奋的。还问我,又写下一篇,能不能推荐给《山西日报》。

        再后来的事就不必说了,“右派”改正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了,顺顺当当回到北京。到1983年的时候,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

        再说郑怀礼。1972年已是临汾地区文化局的副局长,1975年成立地区文艺工作室,过来当了主任。省文联是1980年恢复的,地区文联不是恢复,而是组建,要迟些。临汾地区文联的组建,在1982年,开了大会,老郑当选为主席。这时已62岁,内定两年后离休。

        一个在文艺界混了一辈子的老干部,要解甲归田了,再豁达的人,其心态也跟凡夫俗子差不了多少,要的是风光一下。不知哪位高人给出了个点子,就是开个大型的文学创作会,请名家来讲学。请谁呢,头一个便想到了从维熙。老从呢,知恩图报,正当其时,自然是一说就准。不能老从一个人来,得再拉上几个。这事是怎么定下的,我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我已遵郑主席之命,赶到洪洞县政府招待所,位列接待组成员之首了。

        这样的会,为什么不选在临汾呢,不是说在临汾老主席调动不开,是临汾的剧场影院都太小,也就大几百个座位。洪洞就不然了,过去县上的大礼堂全是为“三干会”预备的,洪洞是山西人口最多的县,大礼堂光座位就上千。可以说,这个创作会,要开多大,就能开多大。事实上也真够大的,说是临汾地区的创作会,实际上邀请了别的地市的代表,十个八个不等,能来尽管来,食宿全包。

        郑怀礼这个人,做事也真怪,按说地区文联有副主席,也有各部门负责人,可他偏是怪招迭出,将这些人,全都安排成后勤保障人员,而将韩石山、贺小虎(北京知青)等五个青年作家,安排为接待组,并下令,除了这五个人,文联其他人员,谁也不得接近北京来的五个大作家。

        创作会的主要内容,是听五作家的讲学,一人一个上午或是下午。会期三天,头天上午先是开幕式,很短,接下来是从维熙讲。其他四人,依此办理,最后一天下午,安排五作家去看了壶口瀑布。

        讲课的场面有多大呢,现在说了,可能有人不会相信。但你一定要弄清,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且是之初,文学正是烈焰腾空的时候。讲课在大礼堂进行,座位坐满不说,过道全是人,贴墙全是人。两边窗台上,趴满了人。窗户高,有的干脆手攀窗框,站在窗台上。听招待所的人说,弄坏了他们好几个窗户。有人说超过两千,以我看,只多不少。那几天,洪洞城里,天天跟过年似的。

        讲课之外,再记得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请五作家题词。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刘心武四位写什么,全忘了。记得的是,刘心武的执笔法,类似苏东坡,三指执笔,如同常人拿筷子一样。再就是,林斤澜写的字。先用行书写下两句诗:“树上黄叶随风去,明日来寻都是诗。”不满意,又用隶体写了一张,好多了。

        那两年,我爱写评论文章,会后不久,见到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觉得好,写了篇评论,便用下句“明日来寻都是诗”做了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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