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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01日 星期三

    书城的砌法:有关思想和心智的“营造法式”

    侯倩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01日   10 版)

        《坚守坐拥的书城》,刘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68.00元

        这不是一本书话。书话自然也是关于书的书,但其体性,往往是窄仄而软腻的,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钟叔河《谈书话》)。如果说世间的物事都是法不孤起、无独有偶的话,在以后的世代里,与这本书并传于东西方世界的,也可举出一本,那就是博尔赫斯的《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出于对序言这一文体的的钟爱,博尔赫斯曾将他写过的三十九篇序言结集。

        在中国固有的文体区类里,序有时也呈现为后记、跋语、评介,这是一类有别于著作正文的“副文本”。这本书的前身,是《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作者将与书事有关的文字汇集在一起,呈现了自己与书籍的种种缘分。十年之间,作者与书有关的序记,不啻翻倍,于是便有了这一增订本《坚守坐拥的书城》。“丛书序言”“著作序跋”“评介导读”“出版文化”“生命印迹”五个板块,则有如书城所推开的五个窗扇。若单是从“物之序”来看,这些序跋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丛书序言”,作为编者来说明编撰的缘起与涵义;第二类是自序,在序言中缕述与运思过程有关的“前因”和“后果”;第三类是像博尔赫斯那样为他人之书写的序跋,在本书中被归为“评介导读”。这些书的作者中,有相知甚深的同辈学人,也有只是神交、未及谋面的晚辈后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文字中,反而更能见出心灵的自由交流。

        如果说《用书铺成的路》客观上为我们营造了向前后延展的二维平面视角的话,那么《坚守坐拥的书城》呈现的,则是立体的三维空间,形成一种副文本的集合包围之势:书城的砖瓦,体现的是作者的眼光与决断,导引阅读,同时回应读书人的“期待视阈”。与普通意义上的书城不同的是,作者所坚守的书城,不仅仅是在空间意义上,其厚重更是在时间向度上得以显现:“这些厚重的书,能够帮你挡住外面的风,使得无论外边春夏秋冬,反正在四壁之间的方丈中,都保持了恒常而安然的温度”(p535)。

        苏轼曾有诗曰:“非人磨墨墨磨人。”诚如本书的作者刘东所说,在动手写作序跋后记时,反而能体验到一种特殊的难以名状的安宁,这大约与这一类副文本的收束、结穴功能不无关系。从文体的本位而言,序本来就是论体文的一种;以序跋论学运思,发抒其“互文性”的功用,也可以写成“专门学问的尖端商榷”。无论是一套丛书、一部专著,还是一本译作,其文字经过作者心智的淘洗与脱壳之后,会在序文里留下一枚蝉蜕——序言中述说的本事和缘起,框范着那些书本初的样子。当然,文本之旅就如同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在丛书、专著的书首书尾,是作为一种副文本的存在;一旦作者将其编次于一集之中,则又是不折不扣的正文本了。当然,话说回来,序言自不同于正文本的导言,当我们绎读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时,可能会因为浩荡的导言而生出遥遥无期的烦闷——作者何不把导言别裁成单独一本书呢?实际上,刘东在撰写序跋时也曾有过不止一次的文本跨越——即将付梓的《前期与后期》《我们共通的理性——向着公正的中西竞逐》便都是由序言的初思廓充成了单行的著作。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与博尔赫斯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序言的对话,费拉里评价博尔赫斯是“通过为人写序而发明作家”(《关于序言》),我们也可以接着说,《坚守坐拥的书城》一书则通过写序而“发明”思想。作者曾对学生讲“此生有幸以思想为业”(p138),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恰能在书中追寻一位以思想为业者四十余年间的思考历程。关于思考与书写的细节,都是维系我们阅读这座书城的纽带,我们当能读到,一种苏东坡式的通达与背负,于深重的“不自由”中生出扎根的底气。

        摆在这座书城最为瞩目位置上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历时三十年,接近两百种,这样一套“没完没了”的丛书,旨在引进“总体的知识领域”。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中,刘东特别拈出“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这一重义谛,而在晚近撰就的《欣赏他们生命中的每个细节》中,作者又对清华国学院的“故事”三致意焉。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便对故国传统有了并不冷漠的理性与温情,返本开新:“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p45)推而广之地说,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有多么了解西方,其关怀之落地点最后都还是在中国,“一个中国人去论说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件隔靴搔痒的事,所以,如果搔不着别人,却竟万一反过来搔着了自家的一点儿痛处,那也可以勉强算是千虑一得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可以说是作者书城中一道厚重的他山之石,而刘东之所以主持学术翻译从未中辍,有一层很重要的动力是他对学术出版“民间品格”的欣赏(p10)。这套丛书滋润着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心智与运思,“到中国之外去发现中国”。刘东在书中数次提及对中古佛经翻译现场的景慕,在主持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著作的过程中,他也时刻对海外学者“以西格中”的立场保持清醒的警惕,从而特地表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p381)。同时,他也专门撰文,分疏海外汉学“外部研究”与禹域学人“内部研究”的森严界限(《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

        与之相映相对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在应因中国问题的思考中,确认“中国问题原属于世界难题”,为此,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认为应该艰难地咬穿文化篱笆,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从而真正清醒地在世界的坐标中寻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能读到,作者一方面是诚悫的译介者,一方面也是盛气的批评者。有如此气魄与规模的丛书压阵,我们置身其中的知识人,似乎才得以有思考的支撑点与对话交锋的底气。随着刘东主持的多套丛书的汉译,禹域学人通过对这些翻译著作的研读与挑剔,有了探寻“自家面目”的心气——“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开始苏醒了”。

        一个学者用书铺成的路,或者由他所搭建起的书城,自然会带有十分明显的个人印迹,这里可以借用中国传统所特有的书写形式“年谱”来进行一种形象的阐释。也就是说,书路与书城,即是用书记录的自订年谱——按编年的形式展开生命的咏叹。在这本书中,作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一直未曾中辍的便是对传统的言说,当然,借用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理论,可以说,作者在一次次讨论“传统是什么”的时候,其所指则是“现实不应是什么”(p79)。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刘东的很多访谈,都有一个宗旨:劝学篇。(p345)他从无书可读的“文革”走过来,一边阅读古书,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一边翻译洋书,跟世界建立起“对话性”。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一千多年,压缩到短短一代人的生命中去完成”。

        我们的汉文化传统中,有着沁入心灵习性的由来已久的著述传统和阅读传统,而这种传统书香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近于“光秃秃的荒芜”(p334)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于完成“代偿文化功能”的自觉,刘东一手著书,一手译书,接过了“走向未来丛书”那样一种“由学者和出版社通力合作的新型生产方式”(p317)。刘东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工作,有着两重的意义,一层是“遵循学术的内在理路,去追求知识的自身生长”,另一层则是“在维护知识生产严肃性的前提下,恢复理性思考在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威信”,“重新探寻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p322)。能够架构这样的书城,与作者坚守学术出版阵地不无关系,作为“出版业中的学术人”,作者经历了教化领先出版到出版领先教化的转变。随着八十年代的远去与知识生产的变迁,作者始终不曾放弃当初白手起家攻下的阵地,甚至在这个阵地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阅读路径:发现好书,推荐给出版家,形成阅读风气,开辟出新的学术方向,从而可以在课堂上为此设计一种课程,集中学生来研读讨论,“从这种图书到那种图书,从这种阅读到那种阅读”。作者自道,这是“熬成传统”。在汉语的语境中,足够长的时间加上足够坚韧的耐力才能称其为“熬”,在苦熬之中,阅读传统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默默延续,对于教育界和出版界而言,至为珍贵的“读书种子”在这样的平衡合作中得到滋养。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曾说:“他年金匮如收采,来叩空山夜雨门。”书房中的写作,未必自动地具备合法性,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则需要去追问,写作者究竟写出了什么。如书中自述,刘东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对刘东而言,他并未把坐拥书城看作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他的写书、评书、译书、编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和学理,“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p327)。作者所坚守的这座书城,从源头的思想产生到末端的书籍生产,这里蕴藏着作者一直以来的期待,这些慢慢成长起来的知识的苗圃,能够逐渐改铸文化,凝聚共识,“恢复理性思考在社会生活中的威信,探寻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他不反感理论,但更看重心智,正所谓“在史家思接千载的博大襟抱中,自会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在”。

        作者由美学而至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又转向国学,颇有廖平“六译”之风,而宗旨所向,则是孜孜探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与之因应的,《坚守坐拥的书城》中涉及到的内容,从国学到汉学,从历史到哲学,从美学到政治学,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工在此失去了界限,这样的于书无所不包,而又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的阅读和反思中,去步步为营、渐入佳境地打开自己的心智”,正是“古之学者为己”在现代社会的坚守。作为现代学术环境下的传统儒者,作者未曾,或者说是有意识地不受“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分工的割裂。这样“未被决定”的命运实际是作者的主动选择:“从一开始想要征服的就并非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只是自我精神世界的界限。”这样选择的深层内因,我们可以在作者的另一本独出机杼的著作《天边有一块乌云》中找到印证,正是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不确定性和人生的无常,才要把目光转到现世,赋予这一段终有大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这个无限的意义可以被认识也可以被言说,从而也可以被选择与追求。无论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在对人的本质界定中,儒学与存在主义,对我们的规诫竟然是相通的。作者在这“不被决定”的践行中,坚守的是一位学者自觉的本分,也是从内心里所认定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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