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实现生命的彻底性

    我并非第一次评论梁平的诗，但似乎刚刚意识到他的诗里有什么在我内心如檐雨嘀嗒作响，又悄然汇流成溪，澄清着我对诗的感知和体认。那就是，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诗人，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都可视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他的每一首诗皆可看作带着轰鸣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的一根根钻杆，就像W.S.默温所言，诗“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它、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生命及其体验深不可测，变幻无穷，看上去这是一个无法触底也无可企及的目标。然而，任何时代、国度和民族，配得上伟大诗人称号的人，大概没有谁不具备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虔诚、坚忍、无所畏惧的态度。

    我自然不是说梁平已位居伟大诗人之列，他对同时代伟大诗人的敬仰与赞美，已在《时间笔记》中的《时间上的米沃什》等诗里表露无遗。我也很难确切指出从何时开始，梁平将诗视为涵育其全部生命体验的不二文体；这同时意味着，他将重新朝着这个世界出发，与更多的人、事、物发生关系，产生摩擦，留下或深或浅的“我”的印记。他的这一愿望变得越来越紧迫，他的情感在每一首诗中几乎都要满溢而出；他似乎弃置了克制、节俭、适度、平衡等等现代（西方）诗歌的“美德”，倾心于建设他理想中的诗美：说人话，写人事，抒真情，切勿装神弄鬼自欺欺人。这与其说是诗人不断走向成熟，不如说他进入了逆生长期，也就是，重新返回近似童稚状态的对世界的无尽好奇心，永不停歇地观察、感受、描摹，以及毫不掩饰的对万物的巨大喜悦。

    是的，如你所见，涌动在梁平诗里的是一种巨大的喜悦和幸福，一种清除所有诱惑之后妙不可言的安逸；一种与“天地间唯有我在”完全不同的“唯有天地间我在”的恬淡，也可以说，是一一指认了天地间的林林总总之后才有的襟怀；一种如他所常言的“正常”：从诗学的角度说，这种正常，就是回跃到诗与人合一的中国诗学的伟大传统中。李长之先生在比较李杜时说，两位诗人同样伟大，只不过“杜甫只是客观的、只是被动的，以反映那生命上的一切”，而李白“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李杜与川蜀之地交集密切，生于斯长于兹的梁平不能不受到这铸造于历史中的两大诗歌人格“典型”的浸染，并与之会心于“生命”这一诗的命门。就像他不惮其烦地自述，“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我所有的作品，我恪守我必须在里面，不游离，不迷失”，“我的诗一定是我在。……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喜怒哀乐”（舒晋瑜《一个有血有肉的梁平在诗歌里——访著名诗人梁平》）。

    在梁平的诗里，如果确实存在诗人写作的逆生长现象，它也不应被理解为倒退或复古，而是回跃；也不妨理解为，一个人坠入地心的过程是向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行为。你可以说那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新世界，但它早已存在，只是由于种种外在于生命本体的欲望的扰乱而未在文字间（完全）现身。因此，《欲望》一诗奇特地显示了发生在诗人生命内部的两种“欲望”相反相成的激荡：一方面“我的欲望一天天减少”，直至“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但另一方面，回复到世界的源初存在（“窗外的鸟，/它们的歌唱总是那么干净”），以及因此而感悟到自身的洁净与本真（“我和它们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这样的欲望越来越催迫着“我”进入到世界中去：“干净”与“银铃般的笑声”这种在他人看来毫无“诗意”的语词，在诗之内的“我”和诗之外的梁平那里，成为不可更易的“定音词”：诗是世界源初的声音与诗人本性的声音，在文字间的此呼彼应，它们深深地彼此理解，彼此欣悦。

    然而，把梁平的诗定位在“生活之诗”“生命之诗”又能如何呢？“别人”的诗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一方面，如李长之先生所言，“别人”的诗可能只是客观、被动的对生命的折射；而梁平的理想是要以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因此他需要的是在世界的整体之中左冲右撞，像一只在悬崖峭壁间奔跳的岩羊。他并不知道此彻底性将终止于何处，甚至绝无终止之可能。但也正在此时，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当一个人“不可亵渎、不受诱惑、毫不动摇”的时候，他才会那样地充满魅力。更为重要的是，梁平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诗不是用以表达诗人对生活/生命的情感与体认的载体——这种普遍存在于诗人群与读者群的对诗歌的认知，实际上是确认一个人先有“生活”或“生命”的存在，他的任务只是把它映现在某种特殊文字中。对梁平这样的诗人而言，语言文字是其生命所从出的场所，如果它具有某种看起来不一样的形态，全然是因为生命的浩瀚与精微是难以捕捉与描摹的。《时间上的米沃什》写的是诗人米沃什还是那位写米沃什的“我”，诗人？都是，又都不是。米沃什成为波兰的一个“神话”，恰恰是因为他是活生生的具体生命。这一生命既是浩大无边的，又是无微不至的，“制造这个神话的大脑，是一片海，/无数种类在海里相互撕咬，/相互激活，排列出井然的秩序”。由此生命，未现身的写诗的“我”确认“敏锐、毫不妥协的承担”是生命的必需，也确证在诗中“撕开人类剧烈冲突中的赤裸”的必要；这种确认和确证是写作者注入自己生命中的某种“绝对律令”。那么，诗人米沃什实现了其生命的彻底性了吗？诗人梁平和这首诗的读者无从回答。但米沃什曾经很肯定地说：“我确实认为最好的成绩都是由那些直接与生命建立联系而不是与书写文字建立联系的人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