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普尔热瓦尔斯基

    15世纪兴起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捷足先登，他们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此前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区。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在世界探险史上留下重要篇章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帝国的疆域。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军事政治目的，俄国当局迫切需要具有地理勘查才能的探险人士，远赴他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探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中亚探险史上的先驱者和佼佼者。

    1870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蒙古与唐古特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一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

    普氏曾先后四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870—1873年，主要在蒙古地区；第二次是1876—1877年，主要在罗布泊和准噶尔地区；第三次是1879—1880年，主要在西藏地区；第四次是1883—1885年，主要在青藏高原地区。在涉足中国之前，他还曾于1867—1869年考察了清政府割让给俄国的乌苏里边区。从1867年乌苏里边区考察算起，到1888年去世，普氏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倾注于中亚探险事业。甚至在去世前夕，他还在筹划第五次中国之行。

    毋庸置疑，普氏的探险活动是十分成功的。普氏的探险考察报告，与一般的旅行家或传教士的记录不同。前者如中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看重的是沿途的奇闻轶事；而后者如俄国传教士古伯察，整体叙述立足于传教的视角。普氏在前半生接受过近代地理学和博物学的知识训练，具有近代科学的知识背景，其观察和记录的视角，与一般旅行家和传教士迥异。

    在考察途中，普氏非常注重沿途地形的测绘，以至每到一地，必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进行测绘。对于当时的俄国乃至世界来说，中亚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许多地区隐藏在高山、峡谷与大漠之中，与世隔绝，不为人知。普氏的四次中国之行，行程总计3.2万公里，涉足了许多当时欧洲人都未曾亲历过的地区，留下了详实而准确的地理记录。正是因为普氏的科学主义精神，使得他在中亚探险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的纪录。他是第一个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的欧洲人，也是首位深入罗布泊的欧洲人，并因此引发了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世纪大争论。他在地图上勾画的“三山夹两盆”，至今仍然是对新疆地形特征最为常用的表述。

    普氏的另一项成就，突出体现在动植物记录和标本制作上。和沿途测绘一样，普氏每至一地，必然要认真观察和记录当地的动物和植物，如有可能，还会尽力采集和制作标本。最终，普氏从中亚带走了1.5万余份近2000种的植物标本，5000余个鸟类标本，700个哺乳动物标本，上千个爬行两栖类动物标本，600多个鱼类标本，成为第一个全面采集亚洲中部动植物标本的探险家。

    在搜集过程中，除了为采集标本而杀生外，也许是受到年少时期的癖好和军事训练的影响，普氏那种“猎人的强烈欲望”始终挥之不去，在考察途中多次血腥地屠杀了大量岩羊、牦牛等动物。以普氏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因他的发现而引起欧洲学界的震动，却也因此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因过度滥杀，普氏野马一度在蒙古和中国野外绝迹，以至于今天不得不从欧美引种，让普氏野马再度回归中国。

    虽说普氏的中亚探险活动始终拥有帝国的官方背景（普氏的探险活动得到沙皇的支持和批准，经费也由官方支出）和明确的军事政治目的，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但不可否认，普氏对探险事业由衷的热爱以及忘我的奋斗精神，的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探险家不顾艰险投身于此项事业之中。

    继普氏之后，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斯文·赫定、爱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斯坦因、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大谷光瑞、科兹洛夫……他们疯狂的探险行动曾让国人感到耻辱和蒙羞，但倘若没有那份狂热、骄傲、自大乃至不畏生死，恐怕他们也无法在人迹罕至的荒野里开拓探索。

    普氏第一次的中国之行，曾登上过藏北高原。这里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本是一片不毛之地，自然和气候条件十分严酷。藏北高原气候恶劣，几乎终年严寒，只在秋天拥有短暂的风和日丽的暖和天气。高寒气候还会造成严重的缺氧，在这里，人的气力会很快耗尽，导致浑身虚弱，引起头晕、发抖、呕吐等反应。由于缺氧，生火做饭所需要的的干粪无法充分燃烧，肉根本没法煮熟，水的沸点比海平面低了15℃。遇到冬季的严寒（夜里气温降至零下31℃），附近的溪流彻底冻结，只能靠融化冰水来解渴。荒原上没有路，探险者要完全依照经验挑选熟悉的地形前行。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人和牲畜都走得很慢，即使是生存能力很强的骆驼，也会在眨眼之间断气。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让普氏屈服和后退。在藏北高原，他通过实地勘测，确定了布尔汗布达山是柴达木盆地和藏北高原的分界线，又在布尔汗布达山的附近发现了舒尔干山、巴颜喀拉山脉以及巴颜喀拉山脉西部的可可西里山脉。在行进途中，普氏还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射杀了数只牦牛、白腹盘羊、藏羚羊等动物，并制成了标本。

    普氏一行在藏北高原度过了80天的艰难生活，他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折不扣的‘生存的斗争’，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事业具有重大科学意义，我们就恢复了胜利完成使命的精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普氏在各类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几乎无法安然入睡的情况下，熬过了严冬，并在1873年1月10日抵达长江河畔。要不是因为普氏一行所携带的资金早已告罄，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剩下仅有的27天850公里的行程的——因为在行程的终点，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当时还被视为禁地的拉萨。试问，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够比得上进入到当时还没有几个人能够到达的拉萨而更让人感到激动和自豪的呢？普氏此后三次的中国之行，目的地都是西藏拉萨。到拉萨去，是普氏终生的渴望和追求，也是他四次中国之行的动力所在。可是，普氏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达拉萨，最终带着永久的遗憾在伊塞克湖边与世长辞。 普氏终生未婚，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

    在普氏记录第一次中国之行的这本《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探险者的行程记录，更有探索未知世界的、近乎于宗教般的痴迷与疯狂。普氏在书中，处处流露出他个人的狂妄自得以及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读来令人很不舒服；但他对探险事业的执着与献身精神，却又常常令我感动乃至敬佩不已。西哲有言，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说的正是普氏这样的人吧。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重温一个世纪以前的中亚探险记录，我们应该记住的，不仅是那屈辱的历史，更应该从中获得教益和激励——激励今天的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