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一点历史

    一日，白氏对尊师称：有志想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未想，其师讥讽曰：“趾不高气甚扬，你想写《中国哲学史》，能超过胡适吗？！”或许，黄子通此番话并无恶意，但却由此激励白先生更加发愤苦学。大概有感于当年严师的教育法，后来，白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虽然也是那么严格，但却多了些和蔼，而绝不厉言相斥。他对学生“约法三章”：一要认真读书；二要反对摆“货架子”；三不要追求名利。他又告诫弟子们：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随波逐流……白寿彝先生从小并未立志于历史。受郭沫若影响，少年时他极爱文学。稍长，受《古兰经》熏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抗战时，他任教于云南大学文史系。当时，有一客观情况。倘教本行，即哲学，则课时甚少，自然薪俸微薄，难以养家。系主任楚图南问白寿彝可否改教历史？历史课时稍多，工资便也多些。故此，学哲学的白先生，走上了历史学的讲台。然而自此，他深沉此道，终于积多年功德而成为此行中举足轻重的大学者。

    （详见5版）

    中国文学自觉究竟滥觞于何时

    一百年来，中国文学自觉时代滥觞于魏晋之说，已深入人心且有成为定谳之趋势。然而，“魏晋文学自觉说”究竟是否准当，是否可以成为不刊之论？基于目前的研究来看，此论仍然值得商榷。近三十年来，随着战国简帛文献“井喷”式地涌现，应当说“魏晋文学自觉说”也相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新出简帛文献愈来愈表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当始自西周初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艺文》杂志上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首次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1927年，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接受并倡导“魏晋文学自觉说”。1981年，《美的历程》进一步提倡此说，令此论备受瞩目与推崇。1999年，袁行霈采纳此说并将其编入《中国文学史》教材，“魏晋文学自觉说”一时有“风靡学界”之态势。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伊始，“魏晋文学自觉说”便受到“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极大挑战。

    （详见9版）

    贾平凹:《暂坐》是一次“撑竿跳”

    写《暂坐》，贾平凹用了两年，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暂坐》写了四遍。“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那样写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贾平凹说。《暂坐》写城里事。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贾平凹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这座城，但似乎写它的小说却不多。“《暂坐》中仍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话有开会的，有报告的，有交代和叮咛，有诉说和争论，再就是说是非。”贾平凹的《暂坐》，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他说，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是他的一次“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

    （详见11版）

    决定我们如何抗疫的，不是技术而是别的

    这次在新冠疫情中重新拾起《大流感》，心中的感触就完全不一样了。书里的每一句话，说的似乎都是当下；后记中的每一点警告，都在今天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两年前读的时候，很奇怪作者怎么把书写偏了，好好的一本关于大流感的书，一半的笔墨都在描写美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一个个科学家倔强而（大多）无奈的抗争。这次再读，才明白：病毒不一定有特效药，不一定有疫苗，甚至不一定能找到起源。一定有的，是我们作为群体，作为个人的抗争。抗疫考验的不仅仅是人性，更是社会体系。

    （详见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