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我们如何抗疫的，不是技术而是别的

    第一次读约翰·巴里的《大流感》是在两年前，恰逢西班牙大流感100周年。那时从书里读到的只是一个遥远的悲剧：1918年的大流感传遍了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欧美到中印，从天寒地冻的阿拉斯加到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流感夺去了几千万青壮年的生命，留下无数遗孤。我记得掩卷的时候，我还对孩子们说：“现代人太幸运了。过去这一百年里人类取得的进步，是当初无法想象的。”

    这次在新冠疫情中重新拾起《大流感》，心中的感触就完全不一样了。书里的每一句话，说的似乎都是当下；后记中的每一点警告，都在今天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两年前读的时候，很奇怪作者怎么把书写偏了，好好的一本关于大流感的书，一半的笔墨都在描写美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一个个科学家倔强而（大多）无奈的抗争。这次再读，才明白：病毒不一定有特效药，不一定有疫苗，甚至不一定能找到起源。一定有的，是我们作为群体，作为个人的抗争。

    《大流感》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都极大，其内容不是寥寥几笔就能评论的。既然我写的是读后感而不是书评，就讲讲这次重读《大流感》最深的三点感悟吧。

    首先，决定我们如何抗疫的，不是技术，而是大环境。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美国已经进入全面战争动员，必须“只有一种声音”。在这种大环境下，军营里的病情通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列列“死亡列车”继续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运往东海岸的营地，一艘艘满载新兵的“死亡战舰”依然驶往欧洲战场。欧洲各国的部队里相继出现大规模的感染，但最终吹哨的却是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西班牙流感”因此得名。

    如果1918年的世界有先进的电子通报系统，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我想不会。在美国，从堪萨斯的军医到纽约的记者，没人想承担妨碍战争动员的责任；在欧洲，从受到直接冲击的法国到相邻的英德，没人敢承担影响士气、影响战局的责任。由此可见，只要有利益考量，无论多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共享机制都会成为空谈。

    其次，说到追责，自然要说到甩锅。一百年来，各国科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大流感来源的探索，甚至把北极冰川下的尸体都挖出来做基因测试，推测的发源地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墨西哥、奥地利和驻扎在法国的英国军营。巴里认为，在诸多推想当中，最有力的证据把大流感的来源追溯到1917-1918年冬天美国堪萨斯州的乡村小镇哈斯克，病毒也许来自某种动物，变异后传给人，之后又被返乡探亲的士兵带回军营。但这并不是盖棺论定。回到当下，新冠出现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我们那些闭门在家的网民们就能信誓旦旦地指出新冠发源地，说得跟亲眼目睹一样确定，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找到真实源头很难，甩锅却不难。在灾难面前，人们总是急于知道答案，总是急于抓住任何他们愿意相信的解释。大流感暴发时，美国正在与德国开战。最自然也是美国人最乐于相信的推测，就是病毒来自德国潜艇。对了，就是那些炸沉了美国若干战舰的怪物。荒诞的故事起先来自当地小报，但各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辟谣”措施，任由故事发酵。在美国的德裔人及德国企业因此受到了攻击。巴里写这些故事时，只是一笔带过。估计他没有想到，短短十几年后，一个新病毒会带出那么多的锅，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漫天飞扬。回想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时正逢英法百年战争，当时的犹太人成了甩锅对象，惨遭迫害。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就如巴里在后记中所说，过去的一百年里，流感出现的频率和致死率都没有减退。虽然卫生条件大幅提高，但人口密度增加，养殖业迅速发展，供应链拉长，都为病毒向人类传播提供了更多便利。同时，医疗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接受过放疗的癌症患者、移植受体、HIV感染者，都是流感中最脆弱的人群。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还造成了与肥胖相关的各种基础疾病。可以说，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自信，也给我们带来了过度自信，自信到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如果真要甩锅，人类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重治轻养的医疗体系，才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最后，我还是想要回到人和社会这个话题。疫情就像放大镜，在疫情下，人性的脆弱和社会体系的脆弱都一览无遗。1918年大流感中，美国本来为数不多的医护人员还要奔赴欧洲战场，只能将后方的医护工作留给亲友、志愿者和即将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巴里描述了在此期间涌现的很多英雄：在军营冒险奔走的护士，在病榻边收集样本的科学家，第一次走向前台的美国红十字会，以及一个个苦苦追寻答案的人。但是当病情不停地扩散，当周围的人一个个被病毒带走，当棺木不够用、墓地没人掘的时候，人们不敢再给生病的亲人送饭，母亲们不敢再去医院帮忙，邻居们不敢再去关心对面那个紧锁的门里发生了什么。

    抗疫考验的不仅仅是人性，更是社会体系。当时的报纸为了避免群众恐慌，没有提供人们急需的信息，而是压制疫情，告诉人们一切正常；费城为了安定人心，决定照常举行为促销战争债券而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理解出台各种政策，有对的（比如关闭学校，强制社交间距，出门必须戴口罩等），有错的（比如说认为动物带毒，造成大批狗被杀）。在一个城市限行时，另一个城市的船却已经驶出，迅速传染了下一个港口。在一片混乱中，中部的圣路易斯果断强制社交间距，死亡率仅费城的一半不到。美属萨摩亚决定立即封岛，岛上无一受染，而在隔壁的萨摩亚主岛上，五分之一的居民被流感夺去了生命。同时，洛克菲勒、约翰斯·霍普金斯等研究机构在病毒研究中扮演了主力，直接促成了DNA的发现。

    与102年前的那场大流感一样，庚子年的新冠疫情是一个对社会体系的考验，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社会体系决定我们如何抗疫，而我们如何抗疫也会决定今后很多年社会体系的发展。

    1918年大流感在复发三轮后自然弱化了。书中甚至把圣路易斯的“运气”归结为病毒返回中部时已经变弱。尽管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去开发药和疫苗，但是所有项目都无疾而终。巴里在书中详尽描述了科学家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也描述了他们的种种无奈，甚至错误。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医疗突破，但面对多变的新冠病毒和各地区间的差异，消灭疫情的最大希望依然在于老天开恩。我们要感谢那些锲而不舍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人，也不能丢掉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