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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6月24日 星期三

    决定我们如何抗疫的,不是技术而是别的

    ——重读《大流感》

    赵敏渊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24日   19 版)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特别纪念版),[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金力校,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0年4月版,98.00元

        第一次读约翰·巴里的《大流感》是在两年前,恰逢西班牙大流感100周年。那时从书里读到的只是一个遥远的悲剧:1918年的大流感传遍了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欧美到中印,从天寒地冻的阿拉斯加到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流感夺去了几千万青壮年的生命,留下无数遗孤。我记得掩卷的时候,我还对孩子们说:“现代人太幸运了。过去这一百年里人类取得的进步,是当初无法想象的。”

        这次在新冠疫情中重新拾起《大流感》,心中的感触就完全不一样了。书里的每一句话,说的似乎都是当下;后记中的每一点警告,都在今天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两年前读的时候,很奇怪作者怎么把书写偏了,好好的一本关于大流感的书,一半的笔墨都在描写美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一个个科学家倔强而(大多)无奈的抗争。这次再读,才明白:病毒不一定有特效药,不一定有疫苗,甚至不一定能找到起源。一定有的,是我们作为群体,作为个人的抗争。

        《大流感》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都极大,其内容不是寥寥几笔就能评论的。既然我写的是读后感而不是书评,就讲讲这次重读《大流感》最深的三点感悟吧。

        首先,决定我们如何抗疫的,不是技术,而是大环境。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美国已经进入全面战争动员,必须“只有一种声音”。在这种大环境下,军营里的病情通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列列“死亡列车”继续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运往东海岸的营地,一艘艘满载新兵的“死亡战舰”依然驶往欧洲战场。欧洲各国的部队里相继出现大规模的感染,但最终吹哨的却是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西班牙流感”因此得名。

        如果1918年的世界有先进的电子通报系统,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我想不会。在美国,从堪萨斯的军医到纽约的记者,没人想承担妨碍战争动员的责任;在欧洲,从受到直接冲击的法国到相邻的英德,没人敢承担影响士气、影响战局的责任。由此可见,只要有利益考量,无论多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共享机制都会成为空谈。

        其次,说到追责,自然要说到甩锅。一百年来,各国科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大流感来源的探索,甚至把北极冰川下的尸体都挖出来做基因测试,推测的发源地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墨西哥、奥地利和驻扎在法国的英国军营。巴里认为,在诸多推想当中,最有力的证据把大流感的来源追溯到1917-1918年冬天美国堪萨斯州的乡村小镇哈斯克,病毒也许来自某种动物,变异后传给人,之后又被返乡探亲的士兵带回军营。但这并不是盖棺论定。回到当下,新冠出现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我们那些闭门在家的网民们就能信誓旦旦地指出新冠发源地,说得跟亲眼目睹一样确定,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找到真实源头很难,甩锅却不难。在灾难面前,人们总是急于知道答案,总是急于抓住任何他们愿意相信的解释。大流感暴发时,美国正在与德国开战。最自然也是美国人最乐于相信的推测,就是病毒来自德国潜艇。对了,就是那些炸沉了美国若干战舰的怪物。荒诞的故事起先来自当地小报,但各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辟谣”措施,任由故事发酵。在美国的德裔人及德国企业因此受到了攻击。巴里写这些故事时,只是一笔带过。估计他没有想到,短短十几年后,一个新病毒会带出那么多的锅,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漫天飞扬。回想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时正逢英法百年战争,当时的犹太人成了甩锅对象,惨遭迫害。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就如巴里在后记中所说,过去的一百年里,流感出现的频率和致死率都没有减退。虽然卫生条件大幅提高,但人口密度增加,养殖业迅速发展,供应链拉长,都为病毒向人类传播提供了更多便利。同时,医疗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接受过放疗的癌症患者、移植受体、HIV感染者,都是流感中最脆弱的人群。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还造成了与肥胖相关的各种基础疾病。可以说,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自信,也给我们带来了过度自信,自信到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如果真要甩锅,人类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重治轻养的医疗体系,才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最后,我还是想要回到人和社会这个话题。疫情就像放大镜,在疫情下,人性的脆弱和社会体系的脆弱都一览无遗。1918年大流感中,美国本来为数不多的医护人员还要奔赴欧洲战场,只能将后方的医护工作留给亲友、志愿者和即将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巴里描述了在此期间涌现的很多英雄:在军营冒险奔走的护士,在病榻边收集样本的科学家,第一次走向前台的美国红十字会,以及一个个苦苦追寻答案的人。但是当病情不停地扩散,当周围的人一个个被病毒带走,当棺木不够用、墓地没人掘的时候,人们不敢再给生病的亲人送饭,母亲们不敢再去医院帮忙,邻居们不敢再去关心对面那个紧锁的门里发生了什么。

        抗疫考验的不仅仅是人性,更是社会体系。当时的报纸为了避免群众恐慌,没有提供人们急需的信息,而是压制疫情,告诉人们一切正常;费城为了安定人心,决定照常举行为促销战争债券而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理解出台各种政策,有对的(比如关闭学校,强制社交间距,出门必须戴口罩等),有错的(比如说认为动物带毒,造成大批狗被杀)。在一个城市限行时,另一个城市的船却已经驶出,迅速传染了下一个港口。在一片混乱中,中部的圣路易斯果断强制社交间距,死亡率仅费城的一半不到。美属萨摩亚决定立即封岛,岛上无一受染,而在隔壁的萨摩亚主岛上,五分之一的居民被流感夺去了生命。同时,洛克菲勒、约翰斯·霍普金斯等研究机构在病毒研究中扮演了主力,直接促成了DNA的发现。

        与102年前的那场大流感一样,庚子年的新冠疫情是一个对社会体系的考验,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社会体系决定我们如何抗疫,而我们如何抗疫也会决定今后很多年社会体系的发展。

        1918年大流感在复发三轮后自然弱化了。书中甚至把圣路易斯的“运气”归结为病毒返回中部时已经变弱。尽管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去开发药和疫苗,但是所有项目都无疾而终。巴里在书中详尽描述了科学家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也描述了他们的种种无奈,甚至错误。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医疗突破,但面对多变的新冠病毒和各地区间的差异,消灭疫情的最大希望依然在于老天开恩。我们要感谢那些锲而不舍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人,也不能丢掉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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