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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里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佛本生故事就令人眼花缭乱、异想天开。还有许多菩萨罗汉高僧居士的动人的神奇故事，仅仅禅宗祖师达摩就有“一苇过江”、“面壁九年”等等传说。其实，佛教的产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史诗性叙事。不过，这个叙事并非总是一种旋律一个音调，有正剧有喜剧也有悲剧。记得金克木先生曾跟我说过，当伊斯兰教徒入侵印度的时候，印度教徒进行抵抗，所以印度教保存了。而佛教徒不抵抗，所以佛教寺庙毁灭了，佛教在印度也终结了。佛教在它的诞生地印度湮灭，有多种原因。伊斯兰入侵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近些年罗布泊发现的佛教寺庙遗址，附近的遗骸都是身首异处，或可以作为当年伊斯兰入侵印度的联想。佛教在古代西域的辉煌，也只能留存在这些遗址的残阳夕照上。
无论怎样，佛教虽然在印度基本湮灭（现在印度也有很少的佛教僧众和寺庙），但却在印度之外的世界广泛传播，没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消失。而很多曾经在历史上辉煌的文化则没有佛教文化的幸运，早就从人类生活中逝去，无影无踪。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腓尼基等等。而历史上的另一种现象则更加令人扼腕，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创造了极为辉煌灿烂的文化，遗留给后来的人类，从当今世界的文明成果就可以看出他们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价值。但是，古希腊、罗马人自己的民族却淹没在历史之中。在今日的雅典卫城、巴底农神庙和罗马斗兽场前面，我们只能遥想两千年前那些公民在此处活动的百态身姿、千种风情，而这个民族连同他们的国家，早已被无情地从现实中删除了。
我由此想到，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它的命运是由什么决定的？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规律甚或定律？就像地球上所有的河流一样，虽然没有一条河流像人工设计的那样，整齐划一笔直向前的（除了人工挖掘的运河），但奔腾的河水无论朝向东南西北，或内陆或海洋，其流向总是遵循一种规律的。没有秩序的自然界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应该如此。没有秩序的人类世界更是不可想象的。自然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维系自然世界的平衡、发展。而对于人类来说，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国家，只有符合、适应人类社会演进的法则，才能不被淘汰、淹没、消失。
但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些弱小的、落后的、野蛮的民族。一代雄主亚历山大统领不可战胜的马其顿大军，横扫欧亚非，帝国疆土抵达印度恒河；罗马军事天才们指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罗马军团，所向无敌，将地中海变成罗马帝国的内湖。然而，他们所建立的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却在瞬间土崩瓦解。更不用说成吉思汗蒙古骑兵的铁蹄，绝不可能敲响永久统治世界的晨钟。后来的拿破仑、希特勒，也是重蹈历史覆辙，开局短暂的胜利与辉煌无法抵挡覆灭的终局。这些历史表明，人类生存发展的法则绝不遵循强权原则。同时，像古希腊人、罗马人这样极为智慧的民族也会在历史上消失，包括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湮灭，表明文化和民族的生存法则也不仅仅遵循智慧的原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明灿烂的罗马城最后是被连文字也没有的蛮族汪达尔人摧毁了。因此，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来简单类推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实质上就是弱肉强食的法则，显然不能成立。
可见，人类生存所遵循的法则，这个在古代被冠之以“天道”、“道”、“逻各斯”、“大梵”、“天神意志”等等之类神秘词汇的所指，是人类既无法回避同时又难得其解的一个困惑。有文明史以来，人类最聪明、最智慧的大脑，都在为探寻、认知这个法则，苦心孤诣不懈努力。近代以后，这个问题实质上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指向。很显然，这不是属于某一个学科例如历史学、政治学等等甚至哲学的课题，应该是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终极追问。
时至今日，人类对于这个法则的认知仍然十分粗浅。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而且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真理性探索，其成果不仅显得可怜，而且难以实证。虽然某些社会科学对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具有直接的关联并产生一定影响，例如现代经济学用数学建立的金融产品和期货、股票市场指数波动模型和曲线，会得到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法学对于堕胎、同性恋、死刑和安乐死的讨论，也会受到相关人员的较高兴趣，而大多数人文学科对于人类社会生存法则之类话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绝大多数人现实思考的问题域，差不多成了一些青灯古卷皓首穷经学者的行话、黑话或自说自话。而更为深层危机是，即使在自然科学巨大的成果和辉煌的前景之前，人们依然感到我们对于自然和宇宙的认知还远远不够，甚至少得可怜（已知大约不到4%）。可是，很多人在对于人类自身和历史的认知上却普遍陷入自大狂，自以为掌握了几乎所有的人类生存秘诀。对于诸如历史与规律、理性与思想、知识与道德、信仰与真理等等问题，皆有自家体悟和心得，即使不能自成体系，也算得一家之言。这个现象不仅存在于知识界，而且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人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对于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一般只有专家的发言权。而对于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的一些问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家。而在涉及这些话题的讨论中，甚至如果谈论一点略微生僻的专业术语和知识，立刻就会受到嘲讽，迅速淹没在众人口水之中。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当时走进校园甚至所有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有马克思的两个语录：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就是指全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质和科学研究艰辛不易之况跃然纸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科学的典范。然而，即使在今日所谓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清华校园里，从满墙抢眼的平庸低俗宣传品中，我却很难寻找到类似这样揭示科学方法的语录。
人文社会科学泛化的当下中国处境导致中国当下出现一个极为严峻也极为荒谬的现象：一些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或者被庸俗化，成为街谈巷议，“假语村言”；或者被解构，被虚无化。严肃的学术讨论经常沦为一种大众鼓噪和喧哗，严谨、科学的研讨和论证被淹没在嘈杂的争吵、恶语相向甚至谩骂诅咒之中。当下中国社会在一些核心价值上的深度撕裂，根源亦在于此！
虽然迄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完美回答人类生存发展的法则是什么，但是，我们绝不要以庸俗化甚或虚无化的思维方法解构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人类过往的历史，通过理性拷问其中的成败得失，用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管理社会。
在这篇简短的文字中，我显然不可能回答人类生存法则这样的终极问题。但是，我仍然坚信我的推论：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也有惯性，但是，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法则。人类生存必有法则，而且必须要遵循这个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法则就会混乱无序。即使是动物社会也存在普遍遵循的法则，有权利分配和分工合作，否则它们无法生存，早就灭绝了。基于此，我想以绵薄之力在这个问题上做一点简单的推论，尽管是重复前人的观念，没有学术创造和发现，但这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人类要生存，必须遵循人道。人道即为人性、人伦之道，就是人类伦常之道。因此，人类生存法则的核心必须是伦理的。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违反伦理的原则对于人类每个个体最终是有害的。譬如：无辜杀人者偿命。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刑法原则没有价值。因为，即使将杀人者杀了，也不能使被杀者复活。然而，从伦理的角度说，无辜残害一条人命，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法则的具体运用，就实际上维护了全体人类而不是哪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因此，这种具有自然法性质的刑法原则，在遵循伦理法则之下，同时具有了维护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功能。
在人类生活之中，各种有形的无形的规则指引着人们的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无疑是一种终极的动力。但是，即便是极端的利益主义者，也必须遵循一种人类的基本伦常。因为，触犯、违反了这个伦常，对于自己是不利的、有害的。因此，人类普遍的伦理也是一种界线：惩罚和奖励存乎其中。人类的两性关系，从蒙昧时期的乱交群交、对偶婚制到现代一夫一妻制的进步，在生物学上也避免了近亲繁殖种群蜕化，由此就可看出人类伦常的身体基础。从这种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依据，或许可以推导出这也是一种宇宙法则。
由伦理的原则延伸，人类社会的法则还必须有文明的原则。文明与野蛮相对，是脱离野蛮的进步。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已有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兽到人的过程，准确说是摆脱兽性走进人性的过程，也是野蛮到文明的过程。由于伦理即人伦，也是人道。伦理、人伦、人道原则的底线必须是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因此，文明的核心不能是科学技术的指标，只能是对待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的态度和方式。例如，氏族社会野蛮的殉葬制度，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渐渐从殉人到殉牲，又被各种材料人工制作的俑取代。而在现代社会，殡葬则完全现代化。那些残忍野蛮的元素基本消失殆尽。这就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与此同时，这些进步的实现，因为与现实利益的考究相关（例如人殉和牲殉的废除，也是因为人和大型牲畜都是古代不可替代的生产力），因此必然受到人类的理性的指导，就是说是通过理性的考察辨析实现的。文明的原则因此与人类理性关联。尊重理性，就是讲道理，用道理而不是强权来解决问题。此外，文明社会的标志还有很多，例如每个人享有其他基本权利的程度，包括物质生活的福利，教育的程度等。因此，受到这种伦理原则的根本支配，人类历史必须是越来越文明。
已有的人类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法则，至少含有伦理和文明这两个原则，或者说这两个指向。这其中伦理是确定的基点，文明是动态的演进。文明程度的提升，表明伦理原则实现的程度和广度。人类从远古蒙昧社会，经过封闭落后的中古社会，再到逐渐开化的近代社会，以及进入文明之花开遍全球的现代社会，都存在由原始质朴甚至野蛮，到理性人道文明的进步历程。因此，所谓现代化，应该是文明的一种高度进化。虽然这种进化有缺陷，也会遗失一些原有的文化，但这是不可取代的，必然的。人类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现代化，导致日常的衣食住行极大的便利。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有力保障了人类基本的社会生活权利，提供了个体受教育以及个人自由的程度。在此基础而上，才出现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和思想，包括艺术、宗教和哲学理论。现有的人类历史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从远古的蒙昧社会，到古代社会、近代社会，流向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大海。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人类历史走向，也是一种逻辑发展。这个逻辑犹如数学公理一样坚实确定，不可怀疑和动摇。在人类历史上，能够与历史文明同步的民族自然能够生存发展。或许有些因素导致某些发展相对文明的民族消亡，例如古希腊、罗马。但是，不能跟上文明发展列车的民族则必然被淘汰、湮灭。在今天地球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证明这个法则。
从武汉封城那天起，我意识到我们经历的这场灾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并开始思考它的几种走向，以及它将给人类历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自然，我首先必须关注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华夏文明，历经远古、中古和近代几种社会形态长盛不衰，几千年来虽然几经劫难而终于化险为夷，今日正在进入现代世界文明的转型之中。比起那些曾经辉煌却已经陨落的巴比伦、古埃及等文明，今日依然熠熠生辉的华夏文明则尤为幸运和珍贵。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文明的明珠。但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不仅要以此为荣，也要为她敬献自己的忠诚。
人类很健忘，甚至可以说善于遗忘。因为活着很重要。但是，遗忘了教训就不能很好的活着。为了防止遗忘，因此需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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