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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中国文学自觉时代滥觞于魏晋之说，已深入人心且有成为定谳之趋势。然而，“魏晋文学自觉说”究竟是否准当，是否可以成为不刊之论？基于目前的研究来看，此论仍然值得商榷。近三十年来，随着战国简帛文献“井喷”式地涌现，应当说“魏晋文学自觉说”也相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新出简帛文献愈来愈表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当始自西周初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
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艺文》杂志上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首次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1927年，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接受并倡导“魏晋文学自觉说”。1981年，《美的历程》进一步提倡此说，令此论备受瞩目与推崇。1999年，袁行霈采纳此说并将其编入《中国文学史》教材，“魏晋文学自觉说”一时有“风靡学界”之态势。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伊始，“魏晋文学自觉说”便受到“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极大挑战。1981年，龚克昌发表《论汉赋》一文，首倡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代之说，此后又发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文，进一步申论汉代文学自觉说。以此为开端，汉代文学自觉说引起学界的广泛共鸣。1996年，张少康作《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1998年，詹福瑞作《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2000年，詹福瑞又作《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2001年，李炳海著《黄钟大吕之音——古代辞赋的文本阐释》；2005年，赵敏俐作《“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这些文章皆大力反驳“魏晋文学自觉说”，而充分肯定和响应“汉代文学自觉说”，最终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往前推进了几百年。
2007年，傅道彬《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一文指出，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标志着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全面成熟和自觉的历史时期。2018年，傅道彬又在《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之作中，重申了“春秋文学自觉说”。
综合以上诸说来看，傅道彬所提倡的“春秋文学自觉说”是大有说服力的。然而，傅道彬主张的“春秋文学自觉说”实际上仍然主要立足于传世文献，而并未广泛涉及新出简帛文献。如今愈来愈多的简帛文献表明，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需要重新估价，亦仍需继续提前。新出简帛文献证明，春秋时期并非中国文学自觉滥觞的时代，而是全面昌盛的时代，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真正起点应在西周初年。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将文学自觉的标志概括为三点：其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其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其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基于此，我们拟在简帛文献的视阈下，从以下几方面来重估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
1.清华简《耆夜》与文学自觉
西周初期，文学本身就是独立发展的，并未与广义的学术相结合，文学与广义的学术是并行而生、自然分化的。所谓文学与广义的学术相结合，实际上是汉代人的观念。而汉代广义的学术，主要是指儒学。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先秦“文学”，并非先秦时期的“文学”概念（譬如孔门四科之“文学”），而是指具有典型文学范畴意义的先秦文学。
大家知道，诗歌是最能抒发个体情感或自觉意识的文学作品。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中国文学最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因而，诗歌的创作可以代表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征。西周时期，如若诗人在创作诗歌之初，本身就未曾将诗歌与学术结合，则可说明彼时之文学本身就是独立的门类，也便不存在与学术分离之说。幸运的是，清华简《耆夜》恰可证明此说，并表明西周初年的诗歌创作并未与学术结合，而是独立发展的，是完全自觉的创作。
清华简《耆夜》属于“诗”类文献，其中含有《乐乐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蟋蟀》五首诗歌。清华简《耆夜》虽然流传于战国中晚期，但其所载五首诗作却都是西周初期作品。（可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夜〉》）这五首诗的创作时间在武王八年，是武王戡黎凯旋之后在文太室饮酒庆功之时，武王、周公的酬唱之作。这些诗都是描绘宴饮典礼的诗作，既描写了宴会之上旨酒佳肴的甘美，也描绘了宾主之间相互酬酒的欢乐场景，属于典型的燕飨诗。
首先，武王向毕公敬酒，而作《乐乐旨酒》；接着向周公敬酒，又作《鞧乘》。其次，周公向毕公敬酒，作《赑赑》；周公向武王敬酒，又作《明明上帝》。最后，宴会之上有蟋蟀突然登堂，周公触景生情遂歌蟋蟀以言志，又作《蟋蟀》。这些诗歌均是在敬酒时的即兴之作，均与学术无关，是诗人自觉的文学创作。
自古以来，中国的诗赋与酒就有着不解之缘。譬如，扬雄、曹植、嵇康皆作《酒赋》，李白亦是“斗酒诗百篇”，唐代的酒令诗更是盛极一时。上述清华简《耆夜》所见之诗，亦都属酒令诗。无独有偶，北京大学藏秦简《酒令》也蕴含诗赋类作品，其中便有与饮酒行令有关的歌诗。以往，学界研究酒令诗，重点集中于唐代，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之前的酒令诗难以见到。而清华简《耆夜》与北大简《酒令》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西周初年及秦代的酒令诗歌，同时也厘清了中国酒令诗歌传统的源与流。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耆夜》与北大简《酒令》所见酒令诗均与广义的学术无关，而且两者与唐代的酒令诗具有同质性。显然，唐代已然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唐代的酒令诗当然属于文学自觉作品。因此，既然唐代的酒令诗是文学自觉的作品，那么清华简《耆夜》所见西周初年的酒令诗也应当是文学自觉的作品。鉴于此，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可以也应当追溯到西周初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华简《耆夜》中周公即兴所作《蟋蟀》之诗，与今本《诗经》中的《唐风·蟋蟀》的文本内容及其思想主旨具有相似性，属于同一首诗。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蟋蟀》诗应当属于燕飨诗。郑玄认为燕飨诗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时期产生的，并在《小大雅谱》中指出：“《小雅》《南有嘉鱼》以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时诗也。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清华简《蟋蟀》进一步证明，燕飨诗的确产生于西周初年。而燕飨诗多描绘的是宴饮场景，多是饮酒行令之时的即兴之作，与广义的学术并无关联，故应当属于自觉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包含大量的燕飨诗，因此这些燕飨诗都应该是文学自觉之作。这也就是说，《诗经》中所收的燕飨诗在产生之初是独立的，并未与儒术、经学相关联，《诗经》被纳入经学体系是孔子之后的事情。除此之外，《诗经》中十五国风里的大量男女情歌，也应该是文学自觉之作，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而《诗经》中的作品，除《商颂》极可能作于商代之外（可参见江林昌：《甲骨文与〈商颂〉》《史墙盘与〈商颂〉》二文），学界一般认为《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准此亦可知，西周初年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已经开始走向自觉。
2.简帛所见文体区分与文学自觉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谓：“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诚哉斯言！简帛文献亦表明，战国时期人们对各种文学的体裁已经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而且对各种文体的风格及特点也已具备了比较明确的认知。
现行通用的文学史教材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产生于魏晋时期。因此，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背景之下，志怪小说的产生应当是“魏晋文体自觉”的典型标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出竹简确乎证明，志怪小说早在战国初期便已产生。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被发现，该篇叙述了一位名为丹的大梁人死而复活的怪异故事。李学勤先生指出，其“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而时代早了五百年”（《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至此，志怪小说的源头被追溯至秦代。2012年，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公布。该篇所述故事情节极为复杂，主要围绕人、神、巫、鬼而展开叙述，属于典型的志怪小说。（参见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清华简的测定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而《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流传应当早于该时期，故至少可推到战国早期。准此，中国志怪小说的产生时代由秦代又推进到了战国早期。从文体自觉的角度出发，战国早期的志怪小说已经迈入文体自觉的时代，这也说明至少在战国早期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就已经步入成熟发展阶段。
学界通常认为，汉代的赋体主要是骚体赋、文人赋与散文大赋等，而彼时并未出现俗体赋，至隋唐时期才盛行俗体赋。“汉代文学自觉说”的论者认为汉赋是文体自觉的典型代表，故盛行于隋唐的俗体赋则更是文体自觉的典范。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神乌赋》出土，由此揭开了汉赋研究的新图景。（参见裘锡圭：《神乌赋初探》）尹湾汉简《神乌赋》说明，汉代已经开始流传俗体赋。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曾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一著名论点，最早阐明了赋体文学与《诗经》的源流关系。其实，汉代俗体赋的源头也可以追溯至《诗经》。尹湾汉简《神乌赋》与《诗经》里《召南·鹊巢》《豳风·鸱鸮》等的叙事模式极为相似，这说明俗体赋的源头似乎也应在《诗经》，而这些作品又可追溯至西周初年。可见，从俗体赋的角度来看，西周时期似乎也已经进入了文体自觉的时代。
除此之外，简帛文献还表明，后世之文体大都在先秦时期已经具备。江林昌先生专门撰文指出：“中国文学史上隋唐宋元以后所见到的各种文体，实际上在先秦秦汉几乎都有其初型范式。隋唐宋元以后只不过是对这种文体的完善发展而已。……大家称唐诗、宋词、金元戏剧、明清小说，好像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全在唐宋以后，殊不知，这种繁荣正得益于先秦秦汉在文体学上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没有先秦秦汉各种文体的产生，就不可能有唐宋以后文学的繁荣发展。”（说见《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体系建构》）
先秦时期尽管未能出现像曹丕《典论·论文》以及刘勰《文心雕龙》之类的文体辨识著述，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显然已经具备了各种文体，相对来说也应该对此有了明确的认知。后世的文体辨识之作，只不过是对先秦文体的全面总结而已。
3.上博简《孔子诗论》与文学自觉
毋庸置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较之文学作品或文学创作现象，更能集中体现文学自觉。上博简《孔子诗论》表明，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建立了系统而全面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已经有了自觉的追求。
首先，《孔子诗论》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不是偏狭或零散的概念表达，而是综合而系统的体系建构。譬如，简文曰：“诗也，文王受命矣。《讼（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依次对“颂”“雅”“风”的体裁特性、内容性质与文本风格进行了综论，并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理论概括。又如，孔子说：“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这是将诗、乐、文综合一体而论，其源头可追溯至《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也是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
其次，《孔子诗论》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已经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离不开审美之特性，对文学作品进行自觉的审美是文学自觉的最高追求。前述提及，“《邦风》……其言文，其声善”的“文”与“善”，便已经体现孔子对诗歌审美的自觉追求。另外，孔子在论述具体篇目时，还指出：“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这里的“善之”“喜之”“信之”“美之”，都体现的是孔子对《诗经》文学特性的自觉审美追求。
要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统的文学理论架构，并对文学有了自觉的审美追求。而这种自觉的文学审美主要立足于《诗经》，故其源头仍然可以上溯到西周。基于此，我们不妨大胆地推论，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应当椎轮于西周初期，昌盛于春秋战国时期。
毋庸讳言，文学自觉应当是一个波浪式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进程之中有波峰也有波谷，而不是说文学自觉时代之后的文学便会越来越自觉。换言之，文学自觉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进程，而是波浪式曲折前进的过程，有些时代会出现高度的文学自觉现象，而有些时代又会出现倒退式的文学不自觉现象，文学的自觉与不自觉总是在反复交替中前行。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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