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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6月17日 星期三

    “新冠”疫情下,出版业如何应对与发展?

    曹美娜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7日   06 版)

        在4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党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出版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在做好复工复产工作的同时,积极迎接各种挑战,主动做好各项准备,以改革谋发展,向效率要业绩,克服困难、保值增值。

        疫情对出版业的影响

        新冠疫情以滔滔之势席卷全球,虽然目前我国疫情基本受到控制,各行各业陆续复产复工,但疫情在国外的传播还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我国的防疫依然保持高压的态势,出版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影响。

        疫情对出版业的影响是全链条的。选题策划方面,社内人员的沟通,组稿、约稿方面,编辑与作者的沟通,均无法充分展开,导致沟通不够深入。作者写作因查找资料不便,所以创过过程变慢。有的出版社排版是外包出去的,排版员到岗不齐、人手不足致使排版工作进展缓慢。编辑居家办公,琐事缠身,要兼顾做家务、照顾孩子、监督线上学习,一身多职,分身乏术。三审稿件主要靠快递寄送,进度变得迟缓。印刷厂产力不足,印制不得不推迟或周期拉长。发行方面,实体书店经营惨淡,出版社销售利润下滑严重;电商的图书销售除了开始时受到物流的一点影响,总体还算平稳。

        这暴露出了出版业在各个工作环节的不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各社都在正视缺点,想方设法补齐短板、理顺流程,实现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的转型升级。

        相关图书策划出版

        一是以科学、审慎的态度,严谨、负责的精神,及时组织医学专业的权威作者撰写和出版介绍病毒相关知识的图书。目前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问答》、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农村防控新冠肺炎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技能系列挂图》、四川科技出版社的《中医抗疫——大众防护指南》、四川美术出版社的《艺术战“疫”——创作的力量》等图书迅速上市。这些图书的出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形式、不同方法,回应了民众关心的问题,既有专家的专业解读,也有针对不同人群的特定关切,彰显了出版社行动迅速、积极有为的社会担当。这类图书大都通俗易懂,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普及了相关医学知识,一方面起到了疏解焦虑、稳定人心的作用。

        二是出版真实反映我国抗击疫情过程的图书,再现全国人心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抗疫经历,展现党中央关心民众、与时间赛跑、不惜代价抢救生命的抗疫理念,描写湖北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艰苦卓绝、坚强隐忍的抗疫精神。纪实文学不但可以作为后世的史料,也是用真实的事例发出中国声音以正视听。这类图书需要筛选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认真描摹,不伪饰、不夸张,用真挚的付出感动人,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人。

        有关疫情图书的策划出版,各社要集中优势资源,动员优势力量,争时间、保质量,以社会效益为先,这是特殊时期出版社应负的职业使命。同时还要积极开展以疫情为主题的图书的外语翻译,推进与世界各国的版权交易,交流抗疫经验。

        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方向

        出版业在疫情高发期受冲击很大,后疫情时代,影响还将持续,甚至深远。出版社在此期间的种种对策,表明各社都在努力化危机为契机,积极进行自我革新。疫情的冲击使广大出版工作者充分意识到了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其一,加大数字出版力度。

        2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强调要加强网上出版传播,注重发挥网络优势,加大优质出版内容的供给和传播力度。《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青年战疫:4个华西急诊医疗队队员的“战”地记事》等线上图书陆续推出,短时间内均取得了一两百万的阅读量。这两本线上图书的成功,不仅是内容切合时宜,更能说明,在“足不出户”的特殊时期,数字出版以其方便、快捷的特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认可。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秘书长敖然认为,疫情让数字内容的消费大大增加,数字阅读成为常态。数字化阅读因为可以满足人们快节奏生活中的碎片化阅读要求,近几年随着技术的成熟,逐渐成为人们阅读的重要选择,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9年我国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达到79.3%。因此,数字出版将是出版社今后转型的方向、工作的重点。数字出版不仅指可视内容,还包括可听内容。逐渐兴起的有声书,促进了图书内容的全场景渗透。数字出版不但要开发新内容,还要将原有纸质图书中有再开发价值的内容加以数字化,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和效益的最大化。

        手机因便于携带的特点使其具有其他电子仪器难以匹敌的优势,所以要加大力度开发适合手机阅读的内容,调查读者手机阅读的特点与兴趣所在,精准研判,根据市场需求精准投放。比如尚未开学的学生在家学习,教辅,科普(航空航天、天文学、地球学、生物科学、环境科学等),名著的需求量大增;宅在家期间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里晒美食,食谱类的图书需求旺盛。所以出版社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供货重点。

        其二,营销模式向线上发展。

        3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支持出版物发行企业抓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营的通知》里强调,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应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解决发行企业长期存在的经营模式单一、技术手段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

        一是积极开展网上书店建设。出版社建设网上书店既能突出重点和优势,又能全方位展示本社的图书,图书部分章节可以免费试读、试听,让读书对图书有直观的了解。部分图书甚至可以公益的形式,供读者免费阅读、免费下载。此外,还要利用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形式,介绍、宣传本社图书,加强与读者的交流。平时的读书会也可以搬到云上,以此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巩固与读者群的关系。

        二是加大开展“直播带货”等销售新模式。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网络媒体形式多样、方便快捷、受众广泛,如今最炙手可热的销售模式非直播带货莫属。大到火箭,小到口红,都能在直播中找到踪影。央视开展的“为湖北拼单”活动,“小朱配琦”“祖蓝夏丹”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有的地方官员也亲自上阵推销本地产品,取得了可喜的销售业绩。流量效应之强大前所未有,这给出版工作者带来了一个新的身份挑战——带货主播。一些出版社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新的销售方式,有的还未成气候,有的已初具规模,假以时日,出版界也会出现一个甚至数个图书直播销售的“李佳琦”。这是古老的图书行业在新时代理应做也必须做的有益尝试。

        三是拓展物流新形式。在较大的城市借用外卖平台的物流优势,以快速周到的送货服务给读者带来购书新体验。3月份,北京图书大厦、钟书阁等实体书店已经开始与美团等外卖平台合作,这一新形式值得出版社借鉴。出版社的加入,可以使图书品种更加丰富多元,但这种形式会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但为了保持流量与热度,也不啻为一个新的尝试方向。

        四是将本社图书数字化,建设本社自有线上图书馆。比如以出学术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在专业领域内拥有一定的权威性与话语权,开发线上图书馆,供读者查找资料,有利于提高读者的忠诚度,也能使不再动销的图书发挥更多的学术价值。

        以上种种出版方式和营销方式,很多出版社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在尝试,有的已经初见成效。数字出版、有声书,是为适应科技发展和忙碌生活而出现的便捷化阅读方式,短视频、直播,是为适应互联网一代的购物习惯而衍生的生动化营销手段。读者喜闻乐见的新方式,我们要加以实践;科学发展带来的新技术,我们要加以应用。如今各社为了保值增值、创收增收,可谓是各显神通、花样翻新,但图书是否值得宣传,内容如何、作者背景等等都是卖点何在的决定性因素。各社应多方尝试,找准方向,走出一条适合本社特色的发展之路。越是资源储备丰富的出版社,转型起来越容易,这也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促进出版社提升图书内容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融媒体、自媒体、大数据、电子出版、数字出版、有声书……这些都是出版业在寻求发展过程中进行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也无论出版、营销、阅读方式如何转变,万变不离其宗,竞争的核心始终是产品的内容质量,“内容为王”永不过时,依靠的还是人才队伍。出版社只有品牌特色鲜明、人才队伍充足、内容质量过硬、思想开阔活跃、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才能始终勇立出版发展之潮头,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本文作者为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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