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篇岂能压全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由于王闿运（1833-1916）的“孤篇横绝”（后演义成“孤篇压全唐”或“孤篇盖全唐”）和闻一多（1899-1946）的“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的高度赞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下简称“春”）为近现代特别是当代所追捧。加上大众传媒电视的推波助澜，《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俨然成为了“共识”。

    《春江花月夜》果真可以压全唐吗？

    一

    来看一看“春”自唐有唐诗选集以降，它在各种选本或全集中的命运和地位。

    据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所列唐人选唐诗，共录唐人选唐诗16种。16种无一有选“春”的。唐末五代后蜀韦榖所选编印的《才调集》，是宋之前唐诗选本所选唐诗最多的一部，《才调集》“自叙”称“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再从唐人最先的唐诗选本看，也不见“春”的踪迹。《河岳英灵集》共选诗人二十四家、诗二百三十七首。据傅璇琮考，《河岳英灵集》选编者殷璠系润州人即今江苏镇江人，与包融为大同乡（今江苏丹阳）。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世称“吴中四士”（《全唐诗》张若虚条，郑振铎称“吴中四杰”）。包融、贺知章、张旭的诗见唐人唐诗选本，但唯独不见张若虚。在《国秀集》（所选诗人九十家、诗二百二十首）的“自序”里，选编者芮挺章说“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糜’。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拿这一标准来看，“春”是符合的。但《国秀集》没有“春”的影子，倒录有刘希夷三首五言。佚名所编的《搜玉小集》，不仅录有刘希夷五言歌行一首七言歌行两首，其中《代白头吟》中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何其相似。刘、张同为吴中四杰，为什么唐人选唐诗会厚此薄彼呢？显然，“春”不入选者法眼。即便“春”符合唐人“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的这一种鉴赏标准。唐末五代的韦庄选编的《又玄集》里，对所选诗人及诗有一个标准即“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唯一”。“春”之“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符合这一标准，但《又玄集》录唐诗人一百五十人诗三百首（案，此为“唐诗三百首”的祖师爷），也没有“春”的踪影。

    唐、五代过了来到了宋。宋又是如何对待“春”的呢？

    宋代最先的也最有名之一的唐诗选本当数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唐百家诗选》录诗人一百八（一说一百四）、录诗一千二百四十六（一说一千二百六十二），没有张若虚，却录有刘希夷九首，其中就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诗已从唐人选唐诗的《搜玉小集》的《代白头吟》更名为《代悲白头翁》（自此便以此定名，从《唐百家诗选》到《唐诗纪事》直到清的《唐诗别裁集》和《全唐诗》）。王荆公在其自序里讲，“欲知唐诗者，观此足也”。尽管选集没选李杜（当时李、杜也有专集印行传世），尽管清人对此说大不以为然，但“春”未能入选，可见宋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延续到两宋之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唐诗纪事》共录唐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唐诗纪事》是明代《唐音统签》之前集唐诗最全最多的一部唐诗全集。这一唐诗全集，没有张若虚，当然也就没有了《春江花月夜》。在卷第十七贺知章一节里，计有功引《旧唐书/贺知章传》写道：“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文词俊秀，各闻上京”。并说若虚为“衮州兵曹”。计有功此说（案，实为《旧唐书》之说），恐为诗史上第一次记录了张若虚及张诗的存在和风格。“春”首次录入，是宋敦茂倩选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自此，《春江花月夜》才登上了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的历史舞台。

    宋过了，来到元。《唐才子传》大约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为中国诗史第一部唐诗人的传纪。据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称，《唐才子传》录诗人278、附传120，合计近400人。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在《唐才子传》里什么情况呢？包融（卷二）、贺知章（卷三）有专传，无张旭传，在李白传里有“白益傲放，与贺之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吴中四士”在《唐才子传》，独没有张若虚名字。“春”虽已在《乐府诗集》出现，但依然没有得到当时的看重。元的历史很短，不到一百年，这便来到了明。在明一代，明初明末有两部唐诗汇编印行。明初高棅编的《唐诗品汇》，明末胡震亨编的《唐音统签》。《唐诗品汇》以其“文章高下”将所录唐诗分为九“品”即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唐诗品汇》卷第三十七录有“春”，但列入最末一品“旁流”。在高棅眼里，“春”与“正宗”“大家”“名家”等品比，是上不了台面的。称作在清《全唐诗》之前最全的唐诗集《唐音统签》中，也难觅张若虚。《唐音统签》共设十签计一千二十四卷。其中乙（79卷）、丙（125卷）、丁（341卷）、戊（201卷）签分别为初、盛、中、晚唐诗共七百四十六卷。张若虚大约生活在初盛唐之间，但乙签、丙签均未录有张若虚。在录有“乐章”（10卷）、“杂曲”（5卷）等的辛签里，也没有《春江花月夜》。“春”会跑到哪里了呢？

    从明来到了清。在清一代，虽非汉人执掌大宝，却是一个整理汉籍最昌盛的朝代。仅唐诗一门，不同选本和全集，应有尽有。清初王夫之的《唐诗评选》对“春”算得上情深。王写道：“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识。”王夫之作为一位苛儒，对过往人物，向来否多于臧。却评“春”时给予了前世从未有过的赞许。这为后来雍正年间印行的《古唐诗合解》提供了关于“春”的鉴赏新视野。清中期有了集大成的《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选集《唐诗别裁集》（康熙五十六年1717）和《唐诗三百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全唐诗》卷轶浩繁，近五万首，大约是为唐诗留下所有血脉与毛发（案，后来从敦煌石室、从海外特别是从日本发现的唐诗未进入这个全集），或许是供专家们使用的，自然有《春江花月夜》。沈德潜个人独立完成的《唐诗别裁集》选唐诗近两千，两千首不选“春”，恐难尽理。但最为普及的《唐诗三百首》，“春”未能入选。或许在蘅塘退士看来，“春”是入不了唐诗精华三百首队列的。即便对“春”依然不屑，但清与唐宋明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前有王夫之，在后有王尧衢。前王前已述，后王编著的《古唐诗合解》（此为集选本、诗话、鉴赏为一体的唐诗选集），在逐句解读“春”之后，王总结道：“情文相生，各各呈艳，光怪陆离，不可端倪，真奇制也”。这一评价，开创了对“春”有始以来的最高评价，也为王闿运、闻一多对“春”无比艳羡提供了依据。

    到了这时，王闿运、闻一多仍然不是诗史或唐诗鉴赏的主流。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诗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史》，第二章“初唐诗人”一章里，著者一没有专门列举张若虚，二引诗时也不举证“春”。只是在这章的结尾时写道“四杰沈宋以外，加上上官仪、杨师道、刘希夷、张若虚等风格也相近，我们就无暇细述”。印行于三十年代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五章写道“若虚……所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一首七言的长篇，乃是令人讽吟不能去口的隽什”。现代最早之一的“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事实上对“春”也仅是泛泛而论。到了1964年，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为高校文科编的专业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国文学史》，对“春”的评价似乎比郑振铎还不如。游等认为，《春江花月夜》，虽然“意境和情趣完全不同”，但它毕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的题目和题材；虽然“诗中想象时间的永恒，空间的无限，对当时读者是有启示性的”，但是“这里也有怅惘低沉的感伤”。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何至于此？

    二

    这涉及到唐诗鉴赏的流变。

    诗话，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从西汉郑玄的《毛诗正义》起，诗话的历史悠久如天地玄黄。与唐诗几乎一起生长的唐诗诗话，以及历代诗话，从中古史的唐宋到近古史明清，一直延绵到近世，而且还决定了诗的发展、诗论（鉴赏）流变与不同时代的趣味。在海量的诗话中，稍作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到《春江花月夜》在这些诗话里的地位、分量和唐诗鉴赏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众所周知，唐诗以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开其端。但是，初唐四杰诗风所带有“徐庾余风”则在当时就受人诟病。陈子昂横空出世时，陈的朋友卢藏用说陈诗为“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所谓“质文一变”，就是彻底与六朝诗风告别。从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从来没有过、在后难以为继的“唐诗时代”。关于“徐庾余风”，事实上，包括初唐四杰已经有足够的清醒。杨炯在为《王勃集》作序时说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又说王诗“长风一振，众萌自偃”。可见杨炯的诗观，已经与六朝诗风划清了界线。这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诗重要一脉拉开了帷幕。张若虚生活的年代正与陈子昂（张岁还比陈岁长）生活的年代重叠。陈能在中国诗史上留下“唐诗诗祖”（元人方回语）的地位。作为诗人张若虚，仅在《旧唐书/贺知章传》里露面。“春”作为诗文本，在唐渺无诗迹，到了宋才见诸诗界。何以如此，因为自陈诗始，诗“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全唐诗/陈子昂条》）。

    唐诗进入盛唐，诗家蜂起、诗风纷纭，而李杜两家突兀群山、领袖群伦，则是唐诗乃至中国诗史最重要的事件。关于李杜，从来就是众星捧月，也从来就是诗话的主角。中唐诗人的韩愈、元稹，可能是最先把李杜连在一起来谈的重量级人物。韩愈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元稹进一步将李杜同论。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里，元讲：“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之谓‘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显然，元稹更看重杜甫。看重杜甫，不仅在唐一代、在宋、在明都沿袭了这一传统。也有例外。《河岳英灵集》共选诗人二十三家，有李白无杜甫。在李白小传里，唐人殷璠称李“率皆纵逸”“奇之又奇”。

    李杜并论，兼论其他，是中国诗话的主脉和重要内容。兼论他家，为何“春”不入唐宋法眼？开诗论先河的晚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指所得，以格自奇。”司空图举例如“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航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司空图关于江南诗鉴赏，不举“春”而自举，大约也没把“春”放在眼里。《诗品》其二十四品，就“春”来说，如冲淡、纤秾、洗炼、绮丽、清奇、旷达、形容、飘逸等大都可以沾得上，郭绍虞的《诗品集解》，引古人注读《诗品》时，没用“春”举过证。如“冲淡”，郭集《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格陶元亮居其最。唐人如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亦为近之”；如“绮丽”，郭集引《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言富贵，出于天然……如入园林，百卉向荣，自有生意，即如老杜所云”；如“形容”，郭集《皋兰课业本原解》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摩诘兼擅，故而著名。若李杜之诗，不但画家圣手，而且几于化工之肖物矣。”几乎可以说，“春”在唐、宋、明，或许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诗话系统。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能表明这一态势。《沧浪诗话》第一章“诗辨”里，严为好诗定调：“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而尽而意无穷”。就这一好诗标准，严在“诗评”一章里又补充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这样的诗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春”虽有“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元素，但却不在严所论之中。因为，“春江花月夜”这一宫体是南朝陈后主与宫女及朝臣间的相和与采艳而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这一脉的遗脂遗粉。即便它拉开了与宫体诗的距离，但在崇杜的两宋，怎么可能入得了诗史与诗话的正脉？

    如果说唐人司家图的《诗品》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唐诗及之前诗歌的二十四种主要风格，那么宋人严沧浪的诗话则是对唐诗最为系统也最为开放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史。严之前的欧阳修、姜夔、黄庭坚等都李杜并论但崇杜为首，宋有“千家注杜”即可表明。

    黄彻的《巩溪诗话》在比较李杜时，黄说“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比较杜白时，黄说“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李杜并论、崇杜为首的传统到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明初的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虽然没有忘记赞扬李白“其格极高”且“神龙之不可羁”，但论杜则写道：“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至于其他，家家都有瑕疵。王（维）“虽运词清雅，而萎靡少风骨”、元（稹）白（居易）“近于轻俗”、韩（愈）柳（完元）“晚自成家”、温（庭筠）李（商隐）“专夸靡蔓”等等。明末的胡震亨在《唐音统签/癸签》比较李杜时写道：“太白诗闲适，游览居多，罕及时事，安能如杜诗一一得其岁月次第之？”。高濂的“诸作皆废”，遑论《春江花月夜》！屠隆在《鸿苞集》以“三宝”给诗排行：三百篇是如来祖师、十九首是大乘菩萨、杜少陵是如来总持弟子、李白是散仙、温飞卿是野狐禅等，这一“排行榜”，哪有张若虚的名份！

    清代，是诗话极为繁荣的时代（也是诗话终结的时代）。王夫之等开其头，翁方纲等垫其尾。清诗话，虽然一如宋明崇杜尊李，但兼论诸家且杜也非独尊。相较于宋明诗话，这是清诗话最明显的变化。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铿、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耶？”袁枚更直接“余不喜黄山谷诗”（这为后人钱锺书讨厌黄诗提前伏笔。顺便说一句，钱的《谈艺录》里也无“春”的影子），而且对王安石更是一笔横扫。《随园诗话》卷六开头就说：“王荆公论诗，开口就错”。众人所知，把杜甫抬到神的地位的主要肇事者就是黄庭坚。王夫之对黄庭坚的“清算”，也就是从杜诗处开始反省。黄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汪师韩在《诗学纂闻》“杜诗字句之疵”节里指出“诗到少陵，谓集大成者，然不必无一字一句之可议也。”严廷中更严厉：“宋人诗话，宗韩祖杜，令人生厌。黄彻《巩溪诗话》尊工部而抑太白，更为呓语”。宋人当然并非都如此。朱熹对李杜就较中庸。于李，《朱子语类》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于杜，“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渐放手”。徐增《而庵诗话》倒还中正：“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维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随园诗话》为清代诗话的翘楚之一，袁枚不再执着于李杜，对唐诗有了更宽泛的认知。袁说“各人性之所近”，如“杜甫长于言情，李白不能也”。以杜律为圭臬，袁以为不齿：“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在清一代，眼界更为开阔的当数王渔洋的《师友诗传录》。如：王问其友、徒唐人有无五古一事。阮亭答：“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萧亭答：“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微，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参岑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师友诗传录》不仅在清一代诗话举足轻重，也是中国诗话最重要的论著之一。王渔洋，作为清一代最杰出的诗界领袖，博识灼见，且《师友诗传录》又为多人的唱和与论辩，反映出清代诗话的重要变化。尽管清代贡献了两部历史上最好的杜诗全笺注即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但清诗话打破杜诗独尊或者打破只论李、杜、白、王等成为某种共识。这样，其他诗才有了空间；这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才得以浮出水面。

    三

    回到王尧衢、王闿运和闻一多对“春”的抬举。

    前已述，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里称“春”是“奇制”，为王闿运的“孤篇横绝”提供了脚本。那么“孤篇横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标识的呢？王闿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中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这段话有两关键词，一“横绝”，一“宫体”。“横绝”一词并非王创。在以“诗话”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里，宋人欧阳修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师友诗传录》说“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横绝”一词用于李、杜、王至理，用于张若虚名不符实。二、“春”从宫体诗中走出，让“春江花月夜”这一清商调焕然一新，这当然是张若虚的功绩。但毕竟它还是宫体，顶多是宫体的“巨澜”或者是宫体的“孤篇”而已。王闿运的“孤篇横绝”（演义或讹变为“孤篇压全唐”），实在给诗史开玩笑；今人喜引闻一多“春”为唐诗“顶峰”，更是断章取义。闻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一开始就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春”有了“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至于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这一段话是《宫体诗的自赎》一文的末段。这段话十分清楚明白：“春”，一是完成了对浓脂腻粉宫体诗的救赎；二是为即将到来的盛唐诗风与陈子昂一起开通了道路。所谓“诗中的诗”即是“宫体诗中的诗”，所谓“顶峰上的顶峰”是“宫体诗上的顶峰”。一首《春江花月夜》，实现的只是宫体诗的救赎，它哪里可以压全唐？陈寅恪评价柳如是写《春江花月夜》，就是“效温飞卿之艳体”（《柳如是别传/第三章》）。陈说亦可旁证“春江花月夜”这一宫体的趣味和价值。

    如果不是清一代诸贤打破了李杜神话和杜诗独尊、拓展了唐诗的鉴赏空间，哪有“春”的出头之日？

    “春”为今人追捧，除上述唐诗鉴赏流变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代音乐的出现。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古曲，大约明末清初已经存在。十九世纪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由琵琶曲到管弦曲的《春江花月夜》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春”在大上海华丽上演，“春”的乐曲，由此弥漫时空。乐曲的灵感源于“春”，但音乐却扩大了原诗的接受空间，“春”，由此通过音乐雅俗共赏。《春江花月夜》是否真具有闻一多所说的“宇宙意识”，于诗的鉴赏来说，仁智各见；“盖全唐”一说则是以讹传讹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