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这一天
64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64年后的这一天，告别了生命。
这一天，从此不同。
妈妈走了，在她90岁这一年，在我64岁生日这一天。
2019年4月27日，这一天到来时，我在三亚哈医大鸿森医院，妈妈就昏睡在身旁的床上，我还不知道，妈妈能不能醒来。
她陷入昏迷状态好几天了。肺癌折磨了她一年半，有过种种痛苦，有过种种挣扎，有过两次病危通知。而此刻，呼吸深大、腹水、衰竭……让我愈发不安。以往，这么长时间的昏迷还没有过，医生说，没有多少时间了。
凌晨，我期待妈妈醒来，哪怕短暂的清醒。
我握她的手，妈妈偶尔会轻轻地回握，这是清醒的？还是无意识的？
早晨，生日面，无声地摆在我面前。姐弟一直都在病房里，我们彼此都没有提我生日的事。没想到，小弟悄悄地用电磁炉精心地煮了一碗面，荷包蛋在绿绿的菜叶间，面汤冒着热气。
我的泪，滴在面碗里。
妈妈依然没有醒来。“儿生日，娘苦日”，这话说的不仅是当年，也是说的今天啊！在女儿的生日里，妈妈正受着怎样的苦！
妈妈昏迷着，昏迷着。
太阳升起，我想和妈妈说话，而妈妈紧闭着眼睛，呼吸声音粗重。我看着妈妈，在微信里写下：“妈，爱你，64年前，你给了我生命，今天，我和妈妈在一起，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
我知道，妈妈多日不动枕边的手机了，她已经不能看我的留言，但，以往每个生日我都会和妈妈交谈，有时是面对面，有时是写信。今天，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却无处可说！这些话留在哪儿呢？天地之间，哪里能被妈妈感知？就随着微信留在云里吧！
这一天，分分秒秒，都是揪心的。连接在妈妈身上的一根根管子输入、输出着液体，支撑着生命，衰竭的症状愈加严重，能不能熬过去？妈妈曾过了好几关，这一关，是最后一关？
上午，李慧灵医生来了。她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三亚301）的主治医生，
妈妈依然昏迷不醒，吸痰时没有抗拒和挣扎，也许她已经没了力气。吸痰之后，看起来，妈妈呼吸轻松了些，但更严重的状况是：无尿无引流。李慧灵致电肾科专家，对方说：“没救了。”
李慧灵主任和鸿森医院的高滨主任、何晓枫主任低声交谈，美玲护士和伙伴们进进出出。
各种生命指标在监视器上显示着，医生用冷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还有24小时到48小时，今晚比较危险。
倒计时！
下午，我们接来了爸爸。阿尔兹海默症虽然让爸爸忘掉许多事情，但对妈妈，爱恋依然。他走进病房，轻轻握着妈妈的手。我们不忍心告诉爸爸，这是最后的见面。妈妈没有睁眼，爸爸有些茫然，我们说：妈妈睡了。妈妈穿着淡紫色的睡衣，一直“睡着”，她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永别。
太阳落了。天黑了。
妈妈的呼吸越发困难，她的肩头剧烈抖动，一呼一吸，都竭尽全力，一分一秒，都揪着我们的心。
夜色里，妈妈的气息越来越弱，呼吸的指标几度呈零，又几度升上来，妈妈顽强的生命力震撼着我。
在病房，王欣医生说：“人临终时，听力是最后丧失的，有什么话，你们就和老妈说。”随后，李主任示意医生护士走出病房：“让家人在一起。”
真的是最后时刻了？妈……
我想说，却说不出来。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终于，我伏在妈妈耳边，说：
“妈，今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没有回应。我又哽咽了……“妈，你给我的生命，我会更珍惜，妈！”
不知道妈妈听到没有，她昏迷着。21：04，妈妈走了。
64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64年后的这一天，告别了生命。
4.27，这个日子，是怎样的安排？是巧合？是隐喻？在妈妈的生命里，在我的生命里，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
这一天，从此不同，以后每年的4.27，我都面对一个问号，一个谜。
告诉？还是不告诉？
告诉，还是不告诉，困扰着我，困扰着很多人，困扰了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运用着善意的谎言。
2018年4月的三亚。
椰树的影子映在游泳池里，妈妈在游泳。88周岁的老太太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游泳，我想起妈妈在松花江游泳的样子，在北戴河游泳的样子。
她不紧不慢，动作舒缓，头露在水面。
我有点儿担心，游到她身边。妈妈一如既往不需照顾的样子，挥手说：“我没事儿，我现在都注意了，你看，我靠边游，要是没力气了，马上就能扶着。”
她看着池水：“过去我能游十圈八圈，现在就能游一圈两圈。”
安静的池边，只有我俩。
妈妈目光直视着我，平静地问：“我是不是喉癌？”
我知道，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迟早会有。
半年前，2017年10月10日，妈妈在哈尔滨医大二院体检，CT片子上出现了问题。小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第一次听到“纵隔”这个生词，第一次知道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有这样一个存在，第一次理解医生说的“占位”，就是老百姓说的“长了不好的东西”。
这个坏消息，我们没有告诉妈妈。症状出现了。
妈妈经常发烧，反反复复，体重渐减，体力明显下降。过去，她每天去海边，后来，她已经不能走到海边，开车带她去，在海边坐一会儿，就很吃力了。
妈妈吃饭时，经常会呛到。吃第一口饭时，她自己和我们都很紧张，如果呛到了，这一顿饭就不能吃了。如果侥幸过了第一关，再试探着吃第二口，第三口，这顿饭才可能顺利吃下去。
饭桌上，小心翼翼，笼罩着阴云。我们瞒着妈妈做一些检查，验血做基因检测、PET-CT请专家会诊。我们私下里紧锣密鼓，面对妈妈轻描淡写，我们跟妈妈谎称，这些检查是为了治疗发烧咳嗽，妈妈没有详细问，我们也不敢多说。但我一直想，妈妈是个老公安，一向明察秋毫，她会意识到吧？我们瞒得住她吗？
终于，今天，在游泳池边，妈妈发问了：“我是不是喉癌？”
我停了一下，看着妈妈，尽量平静地说：“不是喉，是纵隔。妈，有问题也有办法。”我说了“有问题”之后，立刻说“有办法”，重音强调的是：有办法。
妈妈听着，缓缓地说：“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该走了。”
终于，妈妈自己说出了“癌”这个字，这个字，不再是我们之间的禁区了。
后来，妈妈主动和亲友说：“我得癌了。”
妈妈也许早就猜到了。
妈妈是个特别明白的人，在她
身体出现种种症状的时候，她能不猜想吗？也许，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她曾苦苦猜想，然而，久久地，我们没有正面相告。
我女儿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别告诉她》。剧情是，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患了癌症，家人选择瞒着奶奶，但在纽约长大的孙女认为，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奶奶的人权，由此，文化冲突在这个家庭展开。剧情的来源是导演自己的家庭故事。
影片里的那些话，好熟悉啊：“别告诉她。”
“告诉就毁了她的美好心情。”“不告诉，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
这不是中国人家庭里普遍的声音吗？
在这部电影里，很多人都能看到自己。
让人警醒的声音是：她不应该知道吗？
如果她想说再见呢？
如果她想做些什么呢？
这声音来自年轻人，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年轻人。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正在被质疑。世世代代，很多中国人都讳言死亡，一直都缺少直面老、病、死的坦然态度。
我曾经对我女儿说：将来我如果有病，一定告诉我实情，相信我的判断，尊重我的权利，我有知情权。我要自己选择治疗方式，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可是，为什么，我作为女儿，对妈妈却迟迟没有做到？直到她面对面直接发问？
其实，妈妈直面癌症，比我想象的更镇静，更坦然。
告诉，还是不告诉，困扰着我，困扰着很多人，困扰了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运用着善意的谎言。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如此纠结！
在现实中，我们的选择往往很矛盾：
在亲人特别是长辈得癌的时候，人们多半选择不告诉真相，向亲人隐瞒病情，很多都是隐瞒到底，只有少半人选择如实告诉。
大多数人都希望知道真相，自己判断利害得失，自己决定接下来的选择。
我的妈妈，明白事理，心智健康，意志坚强，独立思考能力很强，一向主动掌控自己，对这样的患者，告诉，利大于弊。
告诉了妈妈以后，接下来的检查、治疗，妈妈就容易接受了。之后，很多次要采取治疗措施时，我们都提前告诉她，她并不问很多细节，只要一个方向上的明白。
方向上的明白，对患者来说，是获得了一种主动，了解生命进程，关系着生命的质量。至少，后来的日子，妈妈没有被蒙在鼓里。
假如，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在身体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精神的茫然，那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该是怎样的昏暗模糊！
管子·管子·管子
在肃穆的气氛中，护士们拆去了妈妈身上的一根又一根管子。再也没有缠绕，再也没有纠结，再也没有痛苦，妈妈的身体终于清爽了，终于解脱了。
“妈，咱们一起来翻个身。”
妈妈虚弱地躺在床上，半睡半醒。病房里的家人一起围拢到床边，一个人扶，两个人在另一边抬，还有一个人负责一根一根地拎起管子，那些连着妈妈身体的管子缠绕着、牵扯着，让妈妈很不舒服，她皱着眉头，忍着。
翻完了身，把一根根管子收拾妥当，小弟神情黯然地说：“妈妈身上有11根管子。”
我心疼地看着妈妈。
鼻子上是吸氧管，手臂上是PICC，手背上是需要单独注射的埋针。肚子上，是胃瘘管、胃肠引流管，还有极其重要的止痛泵、导尿管、腹水引流管，还有监测心率、呼吸、血氧和血压的监测仪导线。
这一根根管子，都是妈妈的生命线。
一开始，妈妈和我们连一根管子也不想接受。
妈妈在接受放疗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营养支持，妈妈吞咽有障碍，医生建议做胃瘘，我们意外：放疗未开始就要手术？我们觉得这毕竟是有创伤的，能不做，就不做吧。
医生又主张用鼻饲管。鼻饲管会给妈妈带来面容上直接的影响，鼻子里有了异物，食物进入也不会像从口进入那么舒服，我们以为妈妈不接受，但是为了营养支持，为了有体力应对放疗的考验，妈妈接受了这个营养支持的通道。放疗时，她的体力增强了，体重甚至增加了。那时，我们给妈妈拍照，或者与她视频的时候，以为妈妈会对鼻饲管有所顾忌。但是没想到的是，妈妈很开通，她接受了，不在意了。她以良好的心态和体力，承受了33次放疗。
放疗结束了，摘除了曾经让我们紧张的鼻饲管。当时我们体会到一种胜利感，它至少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我们甚至感谢这管子，帮助妈妈赢得了胜利。
几个月以后，到了10月底，妈妈的吞咽越来越困难。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像是一场无形的战斗，一旦出现呛，进食就失败了。吞咽困难影响了最基本的生存质量。如何解决吞咽的障碍？如何保证它的营养通道？我们只能接受了：造胃瘘。
在外科医生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早在做放疗的时候，医生就有这样的建议。当吞咽障碍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只好采取了造胃瘘手术。
那一天，我们都很紧张，不知道妈妈能不能承受麻醉，能不能承受手术。
还好，一切顺利，手术结束以后的第一个早晨，当曙光照进病房的时候，病房里一片暖色。妈妈在初升的冬日暖阳下，竟显得神采焕发。
全家欢欣鼓舞，这哪里像刚刚做了手术的老人？妈妈又一次接受了管子。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以后，管子松动了，脱落了。是怎样脱落的？是在睡梦不小心动了，还是怎样的原因？迫不得已，又做了一次补救手术。一周内做了两次胃瘘手术，妈妈居然挺过来了。从此妈妈的腹部就多了一根管子。
那管子的样子实在是不好看，可那是妈妈的生命线。每当看到这根管子的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复杂，我的动作都小心翼翼。慢慢地，不论是妈妈，还是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就算是换一种吃饭的方式吧。
我们开始用心制作妈妈的营养餐。妈妈过去有点挑食，而有了这样胃瘘管，挑食也没有关系，每天20到30种食物，制造成营养全面的“匀浆膳”。我们太珍惜这管子了，它支撑着妈妈的营养供给，支撑着她的生命。
在医院的病床上，妈妈需要持续输液、用药，护士得频繁地在她血管里埋下点滴用的针头。后来佘护士长为她在手臂上安置了PICC，安置是在病床上进行的，禁止家属留在病房。我站在病房门口，担心着妈妈，她能承受吗？这也算是手术吧？门打开了，妈妈的右臂上多了一个装置，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装置，它连着好几根小管，可以同时持续给药，从此PICC就像妈妈身体的一部分，一直伴随着她。
可怕的纵隔瘘产生了，食管上的瘘，一共有四个，惊心动魄！李医生说，那种疼，是难以忍受的。止痛贴一再缩短换贴的时间，止痛针一再加大了剂量，最后，采用了止痛泵。它有效缓解了剧痛，又增
加了一根管子。
为了控制胃反流，启动了肠管，妈妈的身体上又多了引流管。
肾脏衰竭，不能自主排尿了，又多了导尿管。
最后的日子，腹水出现了。一听说这两个字，我就紧张起来，为了让腹水引流，又多了一根引流管。
一根又一根，这些管子伴着妈妈走到生命的终点。
在病床边，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这样的词：缓和医疗、临终关怀……
当妈妈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当我们接到了病情危重通知的时候，我们在通知书上签字，不进ICU，不做创伤性的抢救。但，没有涉及那些管子。
妈妈生命的延长，一直是痛苦和希望同在。
在纠结中，我耳边一次次回响妈妈的另一种声音：
“你看，我比以前好些了吗？”“我还能好吗？”
她曾一次一次地这样问儿子，问女儿，问丈夫，问亲人。她的目光中，有茫然中的热盼，语气中，听得出不确定中的期待，她心里是怀着生的希望的。
有一天，妈妈说：“我挺好，我和以前一样好。”床前一片笑容。
那天，妈妈从长时间的昏迷中短暂醒来，她微微笑着，看着我们说：“多好，还活着！”
我抱着妈妈，多好！妈，活着，多好！几秒钟后，妈妈又陷入昏迷。
也许妈妈曾经到了生死边缘，恍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又奇迹般回来了。那么，现在昏迷了，也许，过一会儿，妈妈还会醒来吧？我在猜想，更在期待。
这让我觉得，她依然需要这些管子来支持吧？
我们如此纠结，医生也不轻松，医生倾尽全力，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面对濒危重患，经常陷入两难。用镇静药，会抑制呼吸；用利尿药，会因下床动作多带来大喘。一边想着营养支持，一边想着心脏负荷；一边想着疗效，一边想着副作用。状况频出，此起彼伏，以至于医生都说：愁死我了。医生也在问，还有必要生命支持吗？
在纠结中，已有的各种各样的管子还在运转，妈妈的生命还在艰难的循环之中，妈妈进入了衰竭期。医生告诉我们，到了没有引流、没有尿的时候就没有救了。在出入量记录本上，最后一个记录是我写的：4月27号，18：00。尿80毫升。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是妈妈生命中最后一个出量的记录。
三个小时以后，妈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肃穆的气氛中，护士们拆去了妈妈身上的一根又一根管子。再也没有缠绕，再也没有纠结，再也没有痛苦，妈妈的身体终于清爽了，终于解脱了。
然而，我痛苦的思索还在继续。在治愈无望的时候，重视生命的同时，得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的过程，而死亡过程也是有质量的。尽可能减轻痛苦，避免挣扎，平和地、有尊严地走过这个过程，也是一种生命质量吧？
然而，想到和做到，中间还有那么多沟壑。
告别时刻
我流着泪拥抱妈妈，贴着她的湿冷的脸颊，能感受她抱我的微弱的力量。接着她又和姐姐、弟弟相拥，好像在和孩子们进行一个仪式。
2019.4.15，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
午，妈妈极度虚弱，看着我说：“你爸呢？我要死。”
我马上写大字给妈妈：我去接爸爸。
妈妈这两个月已经听不见了。沟通只能写。
下午五点，妈妈坐着，身体虚弱打晃，双手支撑在床上。
妈妈嘴动着，却无声，努力半天，才含糊地说出来：“不—能—说话了。”
妈妈停了一下，又想说什么，但再不能发出声，说不出来了。
她默默看着我们，无力地向我们微笑，双手合十地对我们晃动四五下。
我一下子定住了，这是妈妈从来没有过的表达！
我流着泪拥抱妈妈，贴着她的湿冷的脸颊，能感受她抱我的微弱的力量。接着她又和姐、弟相拥，好像在和孩子们进行一个仪式。
我用大字在本上写：妈妈，爱你！
妈妈轻轻点头。
这是妈妈在清醒状态时的表达，也许她意识到将要告别了，不久，她陷入昏迷，偶有短暂醒来。
12天以后，妈妈和我们永别。最后告别妈妈的仪式，完全尊重妈妈的生前愿望。
身穿警服，这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的。那是一套橄榄绿色的马裤呢警服，是1980年代的警服样式，是她工作时曾经穿过的。
最后告别人世，选择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思。
妈妈为什么穿警服？
妈妈对自我的形象是有要求的。告别时刻，服装是特殊的语言，是向世间无声的表达，妈妈在不到80岁的时候，就做了准备，准备的原则是“像韩殿云。”
妈妈唯一的选择是警服。
从妈妈的选择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公安职业的在意、珍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为自己的公安身份自豪骄傲。
我曾经问过妈妈，警服也在更新。你要不要换一套最新款的警服？妈妈说：“不，我就要我穿过的。”
是啊，警服带着妈妈的气息，带着职业痕迹，带着那么多的记忆。
从妈妈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从惨烈的事故现场，到省公安厅的预审室，从黑龙江边境小镇，到广交会保卫，都有那个女公安的身影，有时着便衣，朴素利落，有时着警服，透出一股英气，这是最美的警察，最美的妈妈。
我看着花丛中穿着警服的妈妈，宁静安详。
妈妈的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代表来了。他们穿着警服，出现在告别现场，来向一位老公安告别。
与妈妈告别的人们，有的是亲属，有的是友人，有的经常在家居环境见面，从来没有看到过妈妈着警服的职业形象。然而，此刻，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人们都懂得了她，她的生命有不同的色彩，人们对她有不同的称呼，而她最在意的、最珍惜的、最自豪的，是她的职业色彩、职业形象。
妈妈的遗像是笑着的，笑得那么爽朗，那么阳光！好像在告诉我，生死不能左右，告别可以坦然。
歌声响起，那是爸爸写的《云颂》，爸爸80岁写给妈妈的情诗被谱曲演唱，是妈妈最珍爱的。爸爸没有来告别，我们担心他承受不了这别离之痛，只好做了爱的隐瞒。就让这浓浓诗情来送老伴最后一程吧！
歌声又响起，那是妈妈的歌声，是妈妈80岁时录制的歌《母亲》《儿行千里》。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
熟悉妈妈的亲友，听到妈妈的声音，潸然泪下。
在鲜花丛中，妈妈以她最想要的形象，做了人生最后的谢幕。
（本文摘自《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敬一丹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