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数读者来说,普希金的诗歌中,最熟悉的莫过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可是读了王蒙的新长篇《笑的风》之后,才似乎对这首诗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什么样的生活欺骗了你?假如欺骗了你,能否一笑而过?“笑的风”既符合小说主人公傅大成,也符合王蒙的性情,有气势昂扬的斗志,也有云淡风清的洒脱。小说既有六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又有从鱼鳖村到小镇到世界各地的空间跨度。既有宏阔的格局和视野,又承载了历史和现实的厚度,读来却很轻松,正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笑的风》超越了《青春万岁》的激越,也超越了《活动变人形》的决绝,是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更是清明和超越。评论家孟繁华认为,《笑的风》写的是时代之风,是作家心灵的自由之风。
中华读书报:《笑的风》看得特别过瘾。虽然并没有经历过,可是读来却感觉写得那么真实!爱情那么纯洁,傅大成是“陈世美”,抛弃发妻白甜美,追求所谓精神的契合,可是他后来对于发妻的思念、忏悔也令人感动;他对白甜美和子女的伤害,是不可原谅的,可是他对于爱情的理想主义,对于感情生活的不将就,又让人心生敬意。看完觉得他是知识分子中很具典型的代表,他的又懦弱又勇敢的追求,又妥协又努力的挣扎,太丰富太真实了!虽然您也在小说中提到“小说家最反感的事情是阅读人的对号入座”,但看完还是忍不住要问:这个人物有原型吗?写作《笑的风》的缘由是什么?
王蒙:五四以来,有许多作品,讲封建包办的婚姻的不合理,追求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婚姻,我深深为之感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是激起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根据之一。但我也看到,反掉了封建包办,爱情与婚姻仍然多种多样,千变万化,有各种幸福甜蜜,也有各种苦恼变数。爱情怎样才算成功美满?怎样会有种种遗憾?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本来想进那间房子,结果进入了另一间房子,命运、感恩、忏悔、糊涂、赞叹、微醺……这不可能不引起文学的关切。
自由的恋爱与婚姻,仍然有与生俱来的各种故事,各种酸甜苦辣,各种性格命运,各种道德困惑与智慧死角,更何况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变化的地域呢!
中华读书报:故事并不复杂,却以随处可见的各种时代符号,折射社会变迁。作为故事中出现的“王蒙”和讲故事的人,这种亲历的角色,是否使您对小说主人公多了一份关切和同情?您如何看待傅大成和他的爱情?
王蒙:我的人生经历,年事,使我一写到什么人物、情节,各种历史与时代的浪花、记忆、感慨、怀恋、蹉跎,像风雨雷电一样地迎面扑来。没有办法,傅大成被结婚是昨天的中国的痕迹,他太窝囊了,我也替他憋了一口永远为之痛惜的恶气。但以白甜美的特色,她完全有可能获得大成的相当一部分心。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白氏带来的是当时可能的安稳的好日子。生一场病,傅大成的男女之情、共同儿女的双亲之情外又加上了感恩之情,叫做恩爱之情。然而,改革开放给了大成、甜美、阿龙、阿凤一家以新的可能,新的机遇,新的要求,新的“得而后知未得,富而后憾贫瘠,学而后知不足,愈而后知有病”。这也是发展中的新挑战新问题新麻烦吧。而杜小鹃的“历史”也留下了后遗症。不多说了,请看小说。
中华读书报:作家是什么?小说中借白甜美的口,评价“作家神经,蒙人,作家折腾人、坑人,作家败家,作家靠不住,作家还得罪人。老是犯错误,找倒霉、受处分。有了什么来着,你们叫文学,就没有了好日子……”是否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您的观点?当了一辈子作家,您眼中的作家是什么?
王蒙:当然,那不是我的观点。甜美是聪明杰出但终究缺少教育背景的新农民。我借机调侃一下,其实正反含义都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啊。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白甜美吗?她是传统的包办婚姻中的受害者,可她本身是没错的,甚至是完美的女性。您对她饱含同情的关注,是否也有更多的隐喻?
王蒙:人,国人,农村中埋没了多少人才,谁说得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勇敢地去奋斗,去创业,去恋爱,去劳动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更珍惜、善待与己的生命,青春,机遇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充分地去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的平台呢?
中华读书报:小说既有六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又有从鱼鳖村到小镇到世界各地的空间跨度。承载了历史和现实的厚度,读来却很轻松,真正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写这部作品,在小说技术上是否已不存在任何难度?比《人民文学》杂志多出的五万字,多在什么地方?
王蒙:主要是傅大成与杜小鹃二人婚后的生活,改革开放后的种种,极感亲切,但绝非一帆风顺的一切。有什么办法呢?旧事难忘,新事难全,有得就有失,有亲就有疏,而生活又是大江东去,新潮荡漾,百态千姿,为它鼓一百次掌也不会觉得手痛,为它(为己)哭两场,也很自然。
此小说越写越改越感动我自己的首先是,记忆的亲切与刻骨,历史的生动与兴致,时代的汹涌与奔腾,时间与空间的延长阔大的前所未有,视野的前所未有,各种情节的熟悉感沧桑感与百感交集,万言难尽。
中华读书报:《笑的风》的知识性无处不在,音乐、文学、政治甚至交通工具,您如何看待这些庞杂的知识在小说中的价值?
王蒙:是构建这个特殊的改革开放、大大开眼、拓宽生命与精神空间的时代与文学世界的需要,是欢呼与温习我们的经验的需要,也是老头儿顺手一拨拉的结果。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中华读书报:小说的大格局和大视野,自然与您的经历、胸襟、学养和见识等多方面有关,也与您举重若轻的驾驭有关。小说主人公是您熟悉的作家,且小说中出现了诸多我们熟悉的作家名字,包括陆文夫、邵燕祥、贾平凹以及天津大个子作家(一望而知是冯骥才)等等。写《笑的风》于您来说,还是相当轻松愉快的吧?
王蒙:我们经历了中国的太多的变化发展,世界的变化发展,对一个耄耋小说人来说,世界越来越小,历史越来越短,时代的符号俯拾即是,我自己也有符号性,我熟悉的人与事,我熟悉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都有了极刻骨的文学性,既可以极大胆地据实写出背景来,又可以勇敢虚构畅想,构建出一个大大地延伸了时间空间的新世界,新视野,新格局,新笔墨。对于一个小说人,他当然是其乐无穷啊!
中华读书报:《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留洋后接受了新式教育,他的精神世界醒了,但面对封建旧传统不知所措,在现实生活中迷惘、挣扎、无力、失败;《笑的风》中的傅大成,参加五四青年节征文获奖,成为“青年农民秀才”,一路高中、大学、工作,成为知名作家,在包办婚姻之后,又经历了婚外恋、离婚、再婚与晚年的二度离婚。从倪吾诚到傅大成,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探求,您有什么变化?
王蒙:一个是中华民国的故事,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处,当然。但又不是绝对的黑白比对,人生,爱情,家庭,毕竟不是通过简单的制度颠覆更迭来获得与创造一切的。
中华读书报:特别喜欢小说中出现的诗词。《只不过是想念你》《无法投递》等诗歌,都细细看了,还有大量现代诗词,都是您本人创作的吧?这些诗词,既符合人物性格特征,又丰满了小说的诗性。能谈谈您的诗歌?您的诗歌在小说中也是按捺不住出现的吗?
王蒙:越来越受《红楼梦》的影响,那里头有多少诗词歌赋啊。陆文夫说过,王蒙首先是诗人,其次是小说人,哪怕他说这个话里也有对我的小说的不够纯然的遗憾,但我不反对以上的话。诗情,是我写作的依据与享受,动力与生命。
中华读书报:作为知识女性,杜小鹃有才华、有文化,对爱情大胆追求,可是缺乏同情心。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王蒙:杜小鹃比白甜美自信多了,两个人没有办法比较。说到杜小鹃,也还算善良,看到大成与白甜美离异的痛苦,她当真说了“要不,你还是回去吧”,还做了同名的诗。
中华读书报:《笑的风》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写作,“笑的风”喻意丰富,您说过可以理解为“风送来的笑声,也可以说风笑了,也可能说笑乘风来,也可以说风本身是笑的”,但总体上,也是青春和爱情的写作。《青春万岁》之后的六十六年,您书写爱情依然这么富有激情、充满浪漫主义。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诗人(或作家)?
王蒙:是还没有过世的作家,是还活着的作家,是活得写得有滋有味的小说人,是对一切趣味盎然的那个王蒙。
中华读书报:有人说获奖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可是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创作状态依然活力四射。您的创作出现过什么变化吗?或者说,您的创作变化一般与什么有关?
王蒙:得各种奖都是快乐的,都受到鼓励,包括国内外的奖。我还在俄罗斯、澳门、日本的大学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也不亦乐乎,但对创作影响是零。同一时期,写不同的题材体裁,笔墨也不一样。生活经验多了,见识多了,写起来更加来劲,要写的内容乘着笑的大风(至少是五级)干脆滚滚而压上来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谈到“西柏林报应”,也谈到了“我必报应”。杜小鹃与儿子立德的相聚有个细节:什么大厨做出来的菜也赶不上白甜美顺手一拨拉的白菜粉条……一边待着去吧!——看到傅大成对白甜美的手艺的怀念,又幽默又伤感,不禁哑然失笑。不论吃谁做的饭,傅大成的结论只有“白甜美万岁”。大成最后和小鹃离婚告老还乡,是否也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回归”,或者说“报应”?
王蒙:我的《活动变人形》日语译本,题名是“报应”。报应,是我写到一些有时间跨度的,有生老病死,有起起落落的故事时常常想起的一个词,这个词有它的严肃性,有它的通俗性。报应一词,对我来说,与命运、人生、苦难与念想一样,令我肃然、凄然、也赫然、决然……它不是指某人某事,是指历史与全局。不是违反一人一事一情节,而是全部。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着重号、变体等符号的引用,竟然觉得不可缺少,的确在阅读中起到了警示、强化等等作用。您在之前的小说中也这么在乎标点符号及文体的变化吗?
王蒙:过去我也在乎,但从来得不到编辑的同意。这次得到了陈晓帆责任编辑的支持,做成了。谢谢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