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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6月10日 星期三

    大人物

    追寻阿巴拉科夫兄弟的足迹:《斯大林的登山家》出版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0日   04 版)

        塞德里克·格拉斯追寻阿巴拉科夫兄弟1936年的足迹,来到了汗腾格里峰

        《斯大林的登山家》

        三十八岁的法国青年作家和旅行家塞德里克·格拉斯(CédricGras)深入俄国,查阅克格勃旧档,挖掘苏联登山秘史,写出阿巴拉科夫兄弟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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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登山家》(Alpin⁃istesdeStaline)厚三百四十二页,5月27日由斯托克出版社出版。

        格拉斯曾求学于俄国远东城市鄂木斯克,习得流利俄语,并在海参崴创办了当地的第一家法语联盟,2011年出版游记处女作《海参崴:雪与季风》。

        《斯大林的登山家》是格拉斯写出的第八本书。他本就喜爱苏联和吉尔吉斯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小说《白轮船》,此番追寻阿巴拉科夫兄弟足迹的过程,则把他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他还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与塞德里克·格拉斯一起上天山》(VerslesmontsCélestesavecCédricGras)。

        书中的主角维塔利和叶夫根尼·阿巴拉科夫兄弟本为西伯利亚孤儿,后来分别成为工程师和雕塑家,同时也是名载史册的兄弟登山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帕米尔高原上完成了多次历史性的壮举。1933年,叶夫根尼首次登顶海拔七千四百九十五米的苏联最高峰斯大林峰。第二年,维塔利也登顶海拔七千一百三十四米的外阿赖山最高峰列宁峰。

        1936年,在攀登七千零一十米的汗腾格里峰时,维塔利失去了多根手指和部分脚掌,还以阿巴拉科夫索等登山装备的发明者而扬名。顶峰的荣光掩盖了日常生活里的不幸。1938年,维塔利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被控宣扬西方登山技术、贬低国内登山家,甚至以德国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受不白之冤,坐了两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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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一度是深具政治意义的运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叶夫根尼上了前线,战后积极筹备,准备冲击胜利峰和珠穆朗玛峰,却于1948年在莫斯科的公寓内突然去世。五年后,英国队的丹增·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首次登上了珠峰。

        斯大林去世后,维塔利·阿巴拉科夫恢复了政治生命,并与中国的登山事业发生了关系。1957年,他获得了列宁奖章,同年联合苏联登山界人士,分别致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要求组建中苏联合登山队,以实现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中方接信后,陈毅批示“婉辞谢绝”,贺龙态度积极,周恩来认为“可以考虑来”。中国于是组队赴苏训练,阿巴拉科夫就是教练之一。时任中方翻译兼队员的周正在所著《探险珠峰》一书中回忆:

        一天,阿巴拉科夫看到一位中国队员在基地营的帐篷旁读这本书,他顺手拿过来翻了一下,正巧我从旁边走过,他立刻叫住我,问:“这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很不高兴地质问我:“你写书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素描图?”我说:“难道不行吗?三年前我是在苏联学习的登山技术,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教材,苏联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作为学生,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写成中国文字的教材,使用了你们的、也是我们老师教我们时用的素描和文字有什么不对的?”他说:“这么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规定你应当事先得到我们的同意!”

        我说:“我们是个新国家,党中央提倡向苏联学习,学习你们一切先进的事物和知识,建设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兄弟国家,而我又是在苏联专门学习登山的,别的国家的登山资料我们没有,我们要开展这项活动,我只能参考苏联的教材和我在苏联学到的知识来编写。离开苏联时,你们登山教练员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送给我许多登山技术的教材书籍,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用苏联的资料必须得到您的同意,更何况我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和您在苏联的工作单位?!”阿巴拉科夫这才说了一句:“呶!拉得诺!(喏!那就算了吧!)”显得傲气十足。

        多年与苏联人打交道,深知有那么些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看不起的,时常表现出一种傲慢和盛气凌人的样子,令我十分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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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联合登山,中国修建了日喀则至绒布寺的公路,设立了气象观测站,买了两架能飞一万米高的新飞机,成立了二十余人的联合侦察组,完成了路线考察(时任侦察组成员和中苏登山队队医翁庆章就此写有《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考察珠峰始末纪实》一书),苏方装备也运抵兰州。中苏关系却恶化了。1959年6月,赫鲁晓夫决定停运已经装车的原子弹样品,年底解散了登山队,也不再向中方提供八千米以上的装备。中国坚持自行突击。登山队共二百一十四人,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但三次高山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总理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副总理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1960年5月25日,前解放军炊事员贡布(1933—)、前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富洲(1935-2015)和前伐木工人屈银华(1935-2016)终于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人民日报》6月2日刊登题为《祝贺中国健儿登上地球最高峰,苏联“体育报”载文盛赞我国登山运动员的光辉创举》的文章,特别提到“苏联功勋登山运动员阿巴拉科夫、苏联著名的登山运动员罗托塔耶夫,也分别撰文盛赞中国登山运动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周正回忆:“库兹明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未能与中国队一起攀登珠峰,所有队员都非常遗憾,认为当局不该将体育活动与政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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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六十周年。当时,为了踩在刘连满(1933-2016)肩上攀爬而脱掉钉靴的屈银华冻掉了十个脚趾和两个脚跟,王富洲冻掉五个脚趾,他们二十根手指的第一节也全部冻伤坏死,又各自失去了五十二斤和五十九斤体重。因为做人梯而耗尽体力,不得不停在八千七百米的刘连满给队友留下了遗书、氧气和十八块珍贵的水果糖,但他昏睡一夜后活下来了。

        据周正记载,贡布始终在最前面开路,“他停下来,左看右看之后,回过头来用嘶哑的声音对王富洲喊道:‘不行啦!不能再走了!’王富洲问他:‘怎么不能再走啦?’‘再走就下山啦!就要到尼泊尔去了!’原来,他们已经到达了顶峰:八千八百四十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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