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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6月10日 星期三

    书缘

    ——怀念杨宪益先生

    古为明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0日   07 版)

        时光飞逝,转瞬间杨宪益先生已辞世11年,想起和先生多年的交往,一幕幕场景浮现眼前,尤其是和先生围绕书籍和读书话题的谈话,使我受益良多,至今回味。我写下一点文字,以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辈。

        我和先生的女儿杨炽是大学同学,从70年代中就开始拜访先生。2001年3月,先生住进了杨炽在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小院,因是在市中心,我更多地前去拜访。每次都是先生一支烟,一杯茶,我一杯茶,即开始轻松闲适的聊天。先生在少年时代就饱读诗书,一生爱书,读书,译书,写书。他知我爱买书存书,见面经常是先问最近又看了什么有意思的书。我给先生买一些他和乃迭阿姨译著的旧版书,而先生也一直在赠我他和乃迭阿姨的新版译著和其他书籍,有的赠书还签名留念。先生说你别光买书和送我书,也要写书。

        每次和先生交流,都能感受到他的亲和力。先生言语平和幽默,见解独到,对一些书的评语和所说的一些昔年故事,颇有意趣,有的前所未闻,因此我回去就写了记录,这里作一点有关的摘录。

        2003年12月2日,下午

        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赵逵夫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先生一边翻看一边说:有屈原这个人吗?我说正好您看看人家的考证。先生一直质疑屈原和《楚辞》。1996年时他自己的一本《〈楚辞〉作于汉代考》(商务上世纪40年代末出)找不到了,让我帮买一本,并特意写了一张小纸条。我在中国书店没有搜寻到,后来先生自己又找到了。(何天行著《〈楚辞〉作于汉代考》,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新版)

        2004年1月16日,上午

        交在国家图书馆复印的先生1957年写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赤眉军》一书,先生翻看了很高兴。

        关于青少年读物,要说一件史事,先生对出版凡尔纳科幻系列小说起了重要作用。据杨炽回忆,50年代中,有关部门向一些专家学者征询建议,请推荐适合中国青少年阅读的外国优秀读物,先生即推荐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此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凡尔纳8部作品,先生和闻时清先生合译了其中的一部《地心游记》。凡尔纳的小说给当时的青少年读者吹来一股神奇的清风。

        2004年3月26日,上午

        交中华书局2002年出吕叔湘著《中诗英译比录》(旧版40年代末),吕叔湘先生在序言的脚注中说:其中有友人杨宪益先生伉俪所译数首,蒙假原稿过录,于此致谢。先生回忆40年代末交给吕叔湘的译稿,只限于楚辞和陶潜几首,唐诗、宋词是到外文局后译的。

        2004年7月27日,上午

        我让先生看以前在中国书店买到的,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玄奘传》英文版(TheLifeofHsu-an-Tsang),先生当即说出译者是李荣熙(LiYung-hsi),抗战时由香港回到内地,和先生在重庆国立编译馆共事一年,翻《资治通鉴》,建国后去了佛教协会,英文好,懂佛教。

        2005年1月11日,上午

        交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黄金草原》(中世纪史地名著,耿昇译),先生说,当年在编译馆时,有一位同事希望他帮找这本书,他也想看,但没找到,既没看到外文版,也没听说谁翻译过,认为青海人民出版社出此书不易,问我译者情况,又看到纳忠教授的序言,说知道纳忠先生。

        2006年5月16日,下午

        先生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在看一本《民国十大飞贼》(东方明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先生说:飞贼我见过,那是小时候,家里新来了个男仆,有人说他会飞檐走壁,我就对他说,你给我飞檐走壁瞧瞧,他不好意思,在我一再要求下,他只好说试试,因为我是少爷,也不好拒绝。只见他手脚并用,没费什么劲,就蹿上了一丈多高的墙,又轻轻跳下来。我说不错,是真的会。后来家里大人知道了,又听说一年前他蹲过监狱,就把他辞了。

        2006年9月8日,下午

        交中华书局出陈梦家著《中国文字学》;先生非常满意,说没想到陈梦家书稿能保存下来出版,中华书局做了大好事。

        2007年9月20日,下午

        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的范圣宇著《<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先生十分欣赏,边看边称赞作者,说得好几年时间,看两种译本,看原著,很细致,分析得不错,得多少遍啊!当时我翻时就一遍译完,再没看。请吴世昌看一遍,看来他看得也不太细,否则不会出现一些误译。又说不知道霍克斯、闵福德能不能看到这书。

        2008年9月9日,下午

        交外文出版社新版《老残游记》。说起当年在重庆编译馆时,先生说每天都有朋友来访,他也好交友海聊。翻《资治通鉴》时,就看着念,就打字机打,突击一两天,打出1万5千字,交了差。又说起和上层人物交往少,和杭立武交往深,1949年时杭都替他买好机票,催他去台湾。

        2008年9月23日,下午

        交《读书》1984年第4期中先生文章“未完成的心愿”复印件,先生说都不记得这篇文了。文中提到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译《资治通鉴》事,先生又说起来,当时自己条件不错,两人挣薪水,生活也好,若努力,说不定能译完。梁实秋是负责人,也不怎么干活,也不检查他的活。先生说,译好的部分(战国到西汉)后来交给了一位澳大利亚朋友(詹纳尔),有一大摞(比了一下,有一尺高),我说就这么没了,先生说也没什么,没就没了吧。

        2008年12月19日,下午

        交张素我教授托我转赠先生她的文集《幽草晚晴集》。先生说起往事,说不写日记,不爱写信。写过最长的一封信,是在重庆(1946年)时,见冯承鈞因贫困病死,无钱入殓,愤懑失望,给向达写过一封十几页的长信发泄。

        2009年9月29日,下午

        先生喉咙肿瘤发展,说话吃东西都受影响,发音不很清楚,只能咽稀食。准备节后去北医三院再放置放射粒子。

        我交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中霍克斯和闵福德来信的复印件。

        2002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两年后出了这部论文集。先生似乎对这次会议和论文集一无所知(我也是后来偶然看到这本论文集)。霍克斯在致研讨会的信中提到“伟大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先生说他80年代初访问英国时和霍克斯、闵福德见过一面,双方都很客气,未讨论学术问题,“他没为难我”。又说闵福德后来读学位,两位导师,一个是吴世昌,一个是我。我说多年来学界对两大《红楼梦》译本研究评论,认为各有千秋。先生说知道,说对《红楼梦》并无研究,翻译一遍而已,再没看,翻译过程中向吴世昌请教。我说翻译过程就是研究,先生说那倒是,但是乃迭下的工夫多,主要功劳是她的。我说署名是您在前头,以后是不是倒过来。先生笑着说这成习惯了。又说到在重庆编译馆时还翻译过法显的《佛国记》,当时没出,在外文局也没出,也无下落。这事李荒芜应当知道。他做业务管理,我们在重庆时就认识,他到外文局是应刘尊棋之邀,在外文局我和他最好。

        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10天后先生住进了煤炭总医院。

        2009年11月23日早上6点多,先生进入了永恒的寂静世界,译坛一代繁华随风而去,但他们留下的经典,将永世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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