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王元化及其朋友

    2019年5月，就听中义兄与蓝云女士一起谈论这本书的写作，那时蓝女士总是谦虚地说进展很慢，不意未及一年，竟然读到了她的大作，真是喜出望外。研究王先生思想与学术的文章频频见诸报刊，可是关于王先生生活尤其是晚年生活的记载却付之阙如，实是一件憾事。如今，蓝云的这本传记作品出来，算是弥补了缺憾。

    由蓝云来写王先生，实为必然。蓝家与王家是深交，即使在特殊年代里，一个贵为“宣传部长”，一个贬为“胡风分子”，但“部长”没有嫌弃“分子”，两家往来依然密切，甚至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个敏感问题，可见交情之深。而少年时代的蓝云，更是每每到王家蹭饭，入室成为王先生夫人张可的学生，跟着学习英语，不怕被污染。无论是批判胡风，还是“反右派”，或是在“文革”中，双方的身份地位时有不同，但两家的感情都没有割断。所以到王先生晚年，蓝云成为他的助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时的蓝云视先生为慈父，而先生早就视蓝云为爱女，由女儿来写父亲，固然会缺少挑剔的眼光，但真情流露，也会不无调皮地把父辈不为人知的一面写出来。读此书，我总被书中弥漫的父对女的痛爱与女对父的敬爱深深打动，证明蓝云适合撰写先生的晚年生活——她爱这位传主，但却不愿夸张传主。

    就我的阅读感受言，此书有三个看点：

    第一个当是蓝云动情地叙述先生的“爱的哲学”。先生不仅把爱给予家人，给予自己身边如蓝云一样亲近的人，也给予那些偶遇的人。如先生帮助在美生活的孙小兰，而他们之间纯属萍水相逢。先生帮助与督促高建国完成与出版《顾准全传》，既有思想使命的原因，也有对顾准这位老领导的敬爱之情，在顾准凄惨的身世里，先生体验到了无爱的悲痛，希望把这段悲痛实录下来，给后人一个警示。先生爱钱钢这位“徒孙”，当其英年早逝，惜墨如金的先生不能不撰文以纪念这位青年朋友，关心他的后事、家人。我读过《记钱钢》，先生朴素地叙述了与他的交往，尤其赞扬钱钢的敬业精神，弥漫着一种难以抑止的哀痛。先生尤其不“欺小”，既与蓝云的女儿保持对话关系，为她不无零乱的设计展站台，也与上门讨教人生意义的孩子“正式”对话。此时的先生往往不会给出某种标准答案，但这更好，年轻人只有靠自己的寻找，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与意义。先生相信年轻一代，对于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但先生的爱是有原则的，即使是老友捧着一生心血之作来请序，他也拒绝，他犹豫，他终于写了，但却不评其内容的贫乏，而评其人经历的可以借鉴。先生“爱的哲学”泛滥于应当泛滥的那些真诚、平实、可爱之人与事上，而决不泛滥于那些虚假、造作、可厌之人与事上。

    先生认为，世人只分两种，有感情通人性的和没有感情不通人性的。这是值得反复体味的。前一种人如先生，虽然历遭磨难，终究心中有爱，坦荡做人，用感情与人性对待世界，亦使世界多了感情与人性。不可否认，长时期的仇恨教育会使人心灵麻木，使人坠入无爱的荒芜中。像先生那样做一个有爱的人，世界的黑暗、愚蠢与仇恨也许才能因你我的爱意而被或多或少地融化掉一些。

    第二个当是蓝云描写王先生的交友。我喜欢书中这段描写：“先生家里的客厅并不大，但它的大门总是敞开的，络绎不绝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这里是一个学术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大沙龙’，也是一个各界人士云集的‘小社会’。”那么，先生到底结交了哪些朋友？倒是值得一提。先生与林毓生之间，蓝云用“不打不成交”来形容，甚为贴切。1980年代林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行国内，王先生并不完全认同，但一来二往，他们却成为至交，交流关于自由、传统与“五四”的看法，不仅王先生主动学习林先生的思想，林先生也神往王先生的反思。先生与朱维铮相交，是交在“心灵相契”上，“台上”的“王部长”是朱先生回避的对象，而“台下”的“王先生”则是朱先生推心置腹的对象。先生与夏中义相交的时间不长，可相知从来不以时间长短计算。夏中义最善勘探学人灵魂，把底色抖落出来，看学人思想观念的沉积、变迁、曲折与涌出处，他看先生也如此，完成的《王元化襟怀解读》就是这样的力作。先生总是热切期望夏中义的到来，那是他们都想品尝思想的盛宴，一个以严苛的解剖来审视思想学术，一个以真诚的态度来裸露自己灵魂。先生与翁思再相交，既因对传统戏曲的热爱，又为了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先生是位大文人，他的客厅里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可先生却结交了一位“白丁”朋友蒋放年，蒋氏从事古代典籍的复制工作，企业不算大，但极有意义，先生为其出谋划策，多次亲临考察，共同的理想把一代思想大家与一位民营企业家牵连起来了。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认为，与爽直、诚实、见闻广博的人相交，将有益于自己；与谄媚、圆滑、夸夸其谈的人相交，将有损于自己。不客气地说，今人多逐利，往往会把损者当作益者交。但看王先生的交友，则是一派古风，坚持的正是益者原则。

    第三个当是书中附录的他人文字。引用他人观点丰富本书意蕴，扩大读者视野。蓝云选得好，读者理应用心看，方能明了王先生的重大思想分量。蓝云选林同奇来信：“你的文章无不发韧于国家民族的劫难和个人生活的遭遇。往往是‘灵魂的拷打（煎熬）’与‘心灵的解放’并存，是痛苦与欢乐的交集。”这是肯定王先生为当代中国少有的“反思者”典型。“反思者”有别于“沉思者”，前者更痛苦，它面向历史作自我精神反刍，要反复咀嚼自身的痛苦才能蜕变，其仁可知，其智可知，其痛可知，其乐可知。正是义无反顾地走上充满荆棘的反思之路，王先生成为大勇者。蓝云选汪丁丁《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其中谈到“19世纪的人文精神的外在特征——宽容，自然；20世纪的革命遗产——偏激，扭曲；21世纪若有自己的什么，也是现在极难确定的”，王先生同意。先生深爱19世纪的人文精神，又亲历20世纪的革命炼火，他期望出现集合人类历史上一切美好东西的美好前景。讨论中，汪丁丁肯定先生“逻辑不能涵盖历史丰富性”的命题，就是强调任何理论无论多么高明，都不能将其视为绝对真理，如此才能理解生活本身，而非把生活打碎，嵌入所谓的“真理”而害了天下苍生。这不就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吗？汪丁丁告诉先生：“您的思想，很重要！远非学界可了解。”则不无悲怆。思想的先行者是孤独的。可怜那些后进者不惟不跟上，甚至卖力地嘲笑先行者，这怎么能够走出精神的“洞穴”而朝向真正的阳光？启蒙呀，启蒙呀！先生肩负启蒙重任，“新启蒙”又“再启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蓝云又引胡晓明《一切诚意终当相遇》，此文揭示先生思想学术之类型特点。先生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思想学问家呢？晓明说：“从总体上说，先生的学问风格，却不能不说是思想功夫第一，文献功夫第二。”专门的学问家，往往是文献功夫了得，却不谙思想的脉络与创造。先生不同，他是思想功夫第一，故铸定了他的学问个性是思考型的，思考是为了揭示现实之演替轨迹，所以他的学问是“不能与时代问题绝缘”而要提出大命题，能影响一大片的学术领域去进行探索。如先生钟情于“合二为一”，反思“五四”的激进主义，讨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担心消费主义的全面肆虐，每一个，都非常重要。

    这是一本小书，仅有200多页，但分量却很重，因为，从中能够读到一位智者关于国家民族之运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