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友人谢天振

    这几天虽然疫情还未远离上海，但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仍然每隔一两天都要去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就在前天中午，我突然接到同事彭青龙的电话，告诉我，“谢天振今天上午走了……”。“什么？”我生怕手机信号不好听错了，又反复问了他几遍最后才得到证实。虽然我知道天振前不久动了一个大手术后一直住院，但真没想到他竟然走得这么匆忙，因为有许多未竟的事情还等着他和我共同筹划呢。但毕竟无情的事实使我不得不接受。确实，谢天振先生于4月22日9点55分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6岁。虽然华山医院距离我在上海的住宅近在咫尺，但是疫情期间我们被告知不得前往吊唁。我强忍住悲痛，匆匆处理完公事便返回住所，坐在家里久久吃不下饭，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和天振相识已有三十五年，然而，三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恰似“弹指一挥间”。仿佛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地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把我带回到我的青年时代……

    我和谢天振相识于1985年10月，我们都出席了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我几年前在回忆导师杨周翰的文章中所披露的，那次盛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大师云集：美国的比较文学理论大家詹姆逊和奥尔德里奇，荷兰的文学理论家和汉学家佛克马，香港的比较文学学者袁鹤翔和周英雄，以及国内的大师级人物季羡林和杨周翰，等等。对于我这个首次涉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新兵，真可谓收获满满，而且终身受益。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和已进入中年的天振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真有相见恨晚之感。那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还担任尚未成为正式期刊的《中国比较文学》集刊的编辑部主任。此外，他还兼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当即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他约请我为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撰稿，我也希望在他以及上海同行的帮助下尽快地将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当然，老一辈学者杨周翰和乐黛云两位先生也鼓励我尽快地将江苏省的学会建立起来。我带着老一辈学者的嘱托回去后便和南京大学的老教授赵瑞蕻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拜访了一个又一个领导和前辈学者，终于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将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筹建完毕。12月的一天，我主持了在南京师范大学100号迎宾楼举行的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陈嘉和赵瑞蕻，天振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代表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致贺词。也正是在那次会上，我们商定，于第二年春天在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之滨无锡市举行首届学术研讨会。

    就在1986年4月的春暖花开季节，我们相约在无锡举行了首届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天振和他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几位青年同事风尘仆仆地带着几十本《中国比较文学》集刊赶来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江苏的学者与上海的学者建立了持续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为我多年后全职来上海工作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杨周翰教授带了几位北京大学的学者前来赴会，从而使我们两省市学会共同主办的首次学术会议增添了极大的光彩。我也正是在会议期间通过与杨先生的深入交谈后决定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天振得知我的这一想法后当即鼓动我努力拼搏，可以说，我通过此次会议既获得了学术上的丰硕成果，又增进了和天振的个人友谊。

    9月初我便去了北京大学读书，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后顺利留校任教，天振仍一直在上外从事教学和研究。虽然那时京沪之间的交通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但我们依然有机会在两地相见。期间，我虽然先后于90年代后期从北京大学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后来又于本世纪初调到清华大学工作，但我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却持续不断。我们至少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相见，并且，我们一起出席了在东京、埃德蒙顿、莱顿和比勒陀利亚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在国外相见更是觉得亲切。因为我和他不仅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而且在其下的翻译研究方向上也有所交集。所以我们每次相见总是无话不谈，有一次甚至不知不觉过了半夜，他干脆就在我房间里的空床上就寝。我曾两次邀请他来清华大学访问，一次是请他到我所任教的外文系作了关于译介学的讲座，之后又和我在清华和北语的学生及同事进行了交流。另一次则是在我主持的纪念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北京，和与会的学界同行共同缅怀杨先生为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我来说，组织纪念杨先生的会、撰写关于他的回忆文章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他的学生我是义不容辞的。而天振作为一位不是杨先生学生的“编外学生”，也对杨先生充满了敬意。他先后两次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上组织专栏纪念杨先生，并约我撰写文章，这确实使我甚为感动。我们的关系由此而更加紧密了。

    自2009年以来，我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讲席教授，并且逐渐将工作的重心从北京转到了上海，我和天振的直接交往就更多了。我们计划定期要聚会一次，有时他赶到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或闵行校区出席我主持的学术会议，有时则是我去上外的虹口校区参加他组织的学术活动，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每次都要长时间地交流学术研究的前沿话题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一起策划主编了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并计划在推出中国当代实力派翻译理论家的同时，也同时问鼎国际翻译学术界。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和陈思和及宋炳辉合作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推出了30多位学者的代表性著述。其中有包括我的专著的十多本被英国的劳特里奇出版社看中，希望我们同意该社出版英文版。于是我们便相约于今年1月20日在上海影城内的老克勒餐馆共进午餐，同时商量这套书在国外出版的事宜。这可能是天振生前和朋友一起共进的最后一次午餐，因为就在那以后不久上海就进入了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会议和群聚活动不得不停止。虽然我得知天振就住在华山医院治疗，要在平常我肯定会步行过去看望他，但可恶的疫情却使我无法去医院看望他，甚至都差点阻碍我向他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这怎能不使人伤感？

    三十五年的交往在一个人有限的一生中应该不算短暂。有些人也可能感觉时间过得真快，三十五年过去几乎一事无成。而天振的一生却十分充实，他早年主修俄语，文革期间又不得不屈尊在上海的中学教授英语。这倒促使他练好了英语，从而日后可以更为关注英语学界的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他不仅在生前创立了“译介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成为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专著《译介学》一版再版，每次印刷一次他总是设法作一些修订和增补。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译介学》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他虽然自己无法翻译，但一直努力配合译者将自己的理论观点准确地推介到国际学界。此外，他在上外的助手宋炳辉也策划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他的十五卷文集，可惜这些成果他都无缘见到了。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即使在动过手术后还念念不忘和我商讨如何将那些优秀的中国学者的著述推介到国际学界。我们当时相约待到春暖花开时我们再次相聚，那时我们将各自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可是谁想到，他就这样撒手人寰匆匆离我们而去了？天振确实走得太早了，太匆忙了，有许多未竟的事业还等着他去完成。我作为和他相识相处了三十五年的挚友，只能在悲痛之余希望他走好。我默默地在向他的遗体告别之际，轻声地希望他一路走好。安息吧，天振！历史将记住你的学术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