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近黄昏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没有之一。

    2004年底，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贝格斯滕（C.FredBergsten）最早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更直言不讳“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关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弗格森坚信：“21世纪将属于中国”，而“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Nye）则强调：“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很多人对中美和平进行权力转移持悲观态度，“修昔底德陷阱”论者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的霸权国家竞争时，战争通常变得不可避免。

    在《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落与收缩》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中美之间关于COVID-19的“舆论战”正渐趋升温的当口，作为译者，希望可以借着对21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脉络的回顾，与读者共享一爿冷静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空间。

    近年来，在充满竞争与合作的国际舞台上，中美显然是主角。中美关系既经历过从正式建交到苏联解体前的“蜜月期”，也经历过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磕磕绊绊，再到小布什公然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的剑拔弩张。奥巴马上台伊始，恰逢中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美国立即做出战略调整，军事上“重返亚太（strategicpivottotheAsia-Pacific）”，经济上提出将中国刻意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做法背后的逻辑一以贯之，然而，它们大抵没有成功：中国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干扰，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日渐缩窄，在工业产出、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表现亮眼，而且民族复兴的信心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意志大大增强——这怕是历任美国执政者未曾想到的。

    2007至2008年间，我有机会赴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Asian/Pasific Sdudies InstituteofDukeUniversity）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彼时，中美贸易已经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在一个初春微凉的夜晚，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一位资深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一整天关于创新、产业政策、地缘政治经济等题目的广泛讨论后，面对壁炉里即将熄灭的炉火，忧心忡忡地叹喟，“中美在经贸领域将进入矛盾多发期”。众所周知，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非常可观地降低了美国家庭的平均开支负担。随着中美贸易额的不断走高，中美间贸易摩擦自然也如影随形，作为一个常态化问题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规模和“可控”的影响，发生贸易争端的出口商品占中美总贸易额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一，单个案值也较小。但2008年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达22亿美元，2013年光伏“双反案”更高达84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单案涉案金额经常10亿美元起步。2019年1-11月，除贸易救济调查外，美国还发起了25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65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7%和9%。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对其本土经济造成根本性伤害，但中国在危机中体现出内生性力量及对欧洲的慷慨救助，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威望剧增，这给“市场至上”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俯视感”，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两手都要硬”的救市措施在危机中表现出色；与此同时，中国产业迭代速度日新月异，“增益型”“应用型”创新层出不穷，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执行力度惊人，引起了美国精英界的震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美各国都可以有自己的产业战略规划，唯独《中国制造2025》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广泛不安和戒备，不仅是因为其中踌躇满志的十大战略领域“剑指”欧美未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让他们恐惧的是中国政府说到做到的强大执行力。

    访学归国不久，我很快成为中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员。其后的若干年里，我亲历了中美间多次经贸谈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其中的峰回路转与波谲云诡。其中，奥巴马当选后为回报美国钢铁工人而执意对中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是中国入世协议中一条专门针对中国设计的临时性、单方面、具有一定歧视性的贸易救济方式。中国签订入世协议时，中美间达成不成文的默契，在没有穷尽所有贸易救济手段的前提下，美国不会“非善意”动用这一“杀手锏”。但奥巴马上台后，为尽快扭转选战期间竞争对手批评其“外交经验不足”和“不懂经济”的印象，执意用“特保”的大棒威吓中国。错上加错的是，在中国已发出必将坚决回击的明确信号后，美国仍一意孤行，结果24小时内就得到了其“想得到的”结果——中国果断而切中要害的有力反击。以至于半年后，在杭州西湖畔举行的年度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代表带来总统的口信，希望双方偃旗息鼓，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而这正是中方此前一直建议美国的。而后，美国又鼓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发起光伏“双反”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记得在一次谈判期间，在华盛顿举办的中美工商界早餐会上，一位美国500强企业高管低声抱怨：“国会山的空气已经被毒化，任何为中国辩护的行为在美国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这种斗而不破、时雨时晴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就任前。

    直至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后一刻，很多人仍坚持认为，经历过“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无论多么急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也不会选择一个房地产商人作总统。结果让人跌破眼镜，却又异常合理：“后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加上大数据和社交软件等新兴助选工具的成熟应用，将美国“铁锈地带（RustBelt）”中间选民票仓这一关键少数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特朗普当选后，国内很多所谓专家（pundits）又统一调门，乐观地表示特朗普毕竟是个商人，在生意上和中国打过多次交道，在“实用主义”方面应该和中国有更多“共同语言”。然而未曾想，特朗普一上台就毁约、“退群”、极限施压，挥动关税大棒四面出击，让对手、伙伴乃至盟友都摸不到头脑。2018年3月23日，就在美国宣布正式对华开启“301调查”的当天，恰好彼时我所在的大学邀请美国曾分别任奥巴马和小布什政府前贸易谈判代表的苏珊·施瓦布(SusanC.Schwab)女士和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Froman)先生出席公共学术论坛。席间，两位讲者多次提及当前对世界经济的最大挑战，是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会后的工作午餐上，我表示“愿闻其详”。尽管两位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工作，但却异口同声地慨叹：“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推特，因为谁都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是的，特朗普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美间竞争加合作的“竞合”关系，将会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两国关系的主流。

    其实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反应而窥得一二：200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日本，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中日关系的关键转折点。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各种政治敏感动作不断，而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彼时中国经济持续高歌猛进，短短5年后，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是日本的3.5倍，GDP是日本的2.5倍。日本认识到再也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激化矛盾只会损害自身利益，进一步拖累经济发展，终于调整好心态，认真思考如何适宜地同作为新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打交道。2018年5月，终于迎来中日关系转圜，中国总理时隔8年后第一次正式访日，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中国和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反观美国，从制造业指标看，200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美国的70%，2011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到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超出美国三分之一以上。要知道，日本就是在制造业达到美国70%时开始受到美国打压。而中国的GDP从2001年仅为美国的十一分之一，到2019年已达到美国的6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因此可以合理预期，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关系的总基调应仍将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如果说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阻遏还保持了一定的斯文，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日渐凸显，贸易争端的“战火”很快在双边及多边场合全面点燃，进而延及投资、科技、金融和国际治理甚至军事等诸多领域。经过几轮实力和意志的较量后，直至2020年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尘埃落定，担心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的全世界才算好歹松了一口气。但即使当新冠疫情在中国已得到初步控制而美国面临较大挑战的危急情况下，美国国内的一些人仍在不断叫嚣所谓“中美脱钩”，似乎争着要为受疫情冲击本已十分脆弱的全球经济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看来，相信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人仍有市场。他们似乎从历史上捕捉到了什么，却又始终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恐惧《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描绘的图景会最终降临，即使作者都出面澄清：“对这本书的书名不应仅仅按照字面上来理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的‘统治’世界，历史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们还会搬出1993年冷战刚结束时出版的《文明的冲突》，言之凿凿地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树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和对立面，全然不顾原书名字的后半段不是什么“世界的毁灭”，而是“世界秩序的重建”。

    的确，如果单从经济上看，2007年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就已经超过美国，这是至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有某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美国仅为11%。然而，如果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看看人均排名，2019年中国人均GDP仅列世界第72位，而美国则是第8位。即使从贸易上看，虽然中国在2009年和2013年就先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但根据2012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发布的53个国家基于增值法统计的贸易数据，中国的贸易额仅居全球贸易第19位。

    正如很多学者所言，经济体量的大小并不能直接反映国家的实力地位。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等一系列内部挑战，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依然拥有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仍将保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尽管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影响力提升，势必造成美国的相对衰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面临绝对衰落？关于这一点，仁者见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预测，“美国在2030年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不会是‘霸主’。‘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大。”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然拉开序幕，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修昔底德陷阱”的预兆是否会出现？中美是必将落入其中，还是可以凭借政治智慧创造出新的共赢模式？人类的历史是否会因此改写？以上等诸多问题，相信历史可为我们提供更多镜鉴。

    《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落与收缩（Twilight of the Titans:Great Power Decline andRe⁃trenchment）》这本书恰恰从近代历史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这本书中，两位美国学者保罗·K·麦克唐纳德(PaulK.MacDonald)和约瑟夫·M·帕伦特(JosephM.Parent)重点解答了关于大国如何应对衰落的问题。首先，他们对“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进行了区分，认为应重点考察“持续5年以上并导致国家地位下降的相对实力的削弱”。接着，他们研究了1870年（从这一年开始才有了较可靠的GDP统计数据）以来6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程度衰落的16个历史案例，对大国权力转移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收缩是应对衰落最常见的反应”这一与很多人的常识相违的结论。进而，作者分别从财政、军事、机构改革、资源配置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给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收缩的具体政策分析，讨论了收缩的可能性。最后，作者得出一致结论：收缩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和国家衰败，反而可以帮助大国体面地应对衰落，甚至有可能恢复昔日的地位；而那些未进行收缩的国家则往往会加速衰落，而用暴力争夺霸权的崛起大国通常会走向毁灭。

    本书结论部分对潜在的中美权力转移做出了预测，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影响力提升不具有必然的危险性，而美国可能会采用较温和的收缩政策，同时相信两国有令人信服的动机避免对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这一点与约瑟夫·奈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的判断不谋而合：“从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开始至今，实施收缩政策的总统包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奥巴马”，而当前特朗普的政策则充满了矛盾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本书从历史实证角度出发，为如何理解大国面对衰落时的反应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重新审视中美大国关系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当前，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离开中美两国的合作，都必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此次全球合作抗疫正是例证。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如果‘中美国’继续密切合作，我们将找到走出森林的路径；但如果它们在危机中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

    此外，本书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有国家都希望与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非被迫“选边站”，因为这决定了其能否在未来搭上中美的“顺风车”，分享发展带来的机遇，而不是忙着帮一方制衡另一方。

    诚如作者所言，正是因为美国拒绝收缩，由此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方会使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则应当尽早接受中国复兴的现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只有在合作中才能找到最佳平衡，否则难免会陷入“囚徒困境”。我相信，任何从良知出发的思考，都将引发正直的行动，并最终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

    （《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落与收缩》由武雅斌、郭晓梦翻译，近期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