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诗,带着感情不是一件坏事
《莫砺锋讲唐诗课》是一本介于学术与普及之间的古典文学读物。日前,莫砺锋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围绕该书出版缘起和一些具体论述作了讨论,并分享了他关于唐诗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的一些思考。“我本人的研究确是偏重文艺学方法的。况且我在文献学、考据学方面功力薄弱,对别人的优秀成果只能心向往之。”谈到自己的学术工作,莫老师一如往昔地谦虚。“(我)只愿意研究自己喜爱的诗人。……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像李、杜那样的人物,历经千百年读者和论者的严格审查,其人品确是第一流的。”谈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莫老师充满感情,并自然流露出一股“正大”之气。这些地方,都让我特别地感动和起敬。
(详见9版)
王安石变法对美国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
由于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国国势衰落,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使我们在精神上抬不起头来,在奋力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往往目不见睫,“贪看天上月,反失掌上珠”。即便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推陈出新,也总感到当代中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及其思想悉数源自西方而构成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巨大的断裂已经造成了古今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继承不是泥古不化的追随,借鉴也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通之象为平等。如果隐以西人成规为无上正等正法而以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去顶礼膜拜,那显然是次殖民化;如果可以做到把面前的外国人不去刻意地当成外国人,那才是真正可以叫做国际化。中国经济法既不会孤立地独化,也不会彻底地同化。愚见以为,常平仓背后体现的中国传统的“平准”思想博大精深,对当代中国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论的“默契”接榫值得探讨。
(详见13版)
鬼与启蒙
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翻译了日本妖怪学之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后,竟然从中得到启发,抛开了科学与迷信、唯物与唯心、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开始觉得“心境之圆妙活泼,触发自然,不复作人世役役之想”。从前他认为“无稽之谈”的妖怪,在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显微镜下,竟然迸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是一次重新展开的启蒙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见鬼”的经历——“见鬼”是一次震慑,一次提醒,一次让人超脱寻常观念的体验。那么,如果用一双“鬼眼”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亚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可能看到的将比以往的更多、更不同。在此,请允许我以热烈掌声,欢迎“鬼”的到来,不是以魅惑的姿态,而是以反思的、启蒙的、批判的姿态,欢迎“鬼”重归这个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世界。如果人们可以直面鬼提出来的疑难和诘问,或许可以从这个人类永远的“反对派”身上,比从人间事务里学到的多得多。
(详见16版)
《约婚夫妇》与意大利疫情
自意大利疫情严重以来,“震中”伦巴第就成了媒体上的高频词,很多人都是通过疫情的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把米兰作为首府的那个地方。这个意大利北部与瑞士毗邻的大区处于南欧最大的一片平原上,它对于意大利就像长三角对于中国一样重要。最风光的地方往往也会遭受最大的苦难,历史上像这样大规模的瘟疫,在以米兰为核心的伦巴第已经发生过400到500场了:1447年,一场不明原因的“热病”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不到40年后(1484—1485年),一场鼠疫造成总共五万人死亡,目睹了这一惨状的达·芬奇决定设计出一个卫生安全的市政系统。然而,历史上伦巴第经历的最黑暗时刻是在1630年前后,那场被称为“米兰大瘟疫”的鼠疫从这里爆发,最终导致整个意大利28万人死亡。
(详见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