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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5月20日 星期三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

    金元浦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5月20日   19 版)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王彦林、杜献宁著,新华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定价39.80元

        王彦林的新书《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是一本考察和分析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及其协同发展现存问题、解决方案的很有分量的新著,是作者多年艰苦探索的结晶。本书的研究颇有深度,对理顺我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目前,我国文化发展中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文化产业研究者强调文化产业的独立的市场地位、产业特性。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者则强调文化服务的公益性、社会效益;政府里不同部门的意见有时也不一致,二者往往各行其是。从服务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不充分、不均衡问题突出,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整体不足,文化设施落后,服务内容和形式简单,服务队伍和服务能力不强,服务制度不够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科技融合度不高;城乡和区域、社会群体、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明显。从产业来看,文化创意产业规模、质量、效益仍待提高,整体规模不够大,竞争力不够强,结构布局还需优化,有效供给不足,国有文化企业生产运营机制不够灵活高效;社会效益有待进一步彰显,发展环境有待完善。同时,文化体制中政府、市场作用错位仍然存在。服务部门与产业管理部门界限不清,权责不明,政出多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的越位与缺位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全面厘清二者的关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发展战略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协同和配套是文化全面发展的必要构成,缺一不可。在全球市场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高质量文化创意产业,与关注民生,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对位性的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举。一方面,它体现了我党审时度势,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态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当前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走向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它又从我党的根本宗旨出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以公共投入和规划建设的方式,满足公民进入小康时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基本需求。这一对位性创举,是不同于美国、欧洲各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它还处在探索完善阶段,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施以人为本、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力,提升公民文化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形式;是适应当代世界潮流,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重建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的根本措施。总之,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加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量。

        发展市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将向我国公民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多种档次的文化产品,以适应不同层次公民的多样化的个性化的需求。产业在市场化的发展中不断壮大,在高科技的支持下走向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了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累了资金,开拓了新的融合发展的道路。

        文化创意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不是截然区隔的,而是相互支撑,相互包含,相须为用,共同发展的。二者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为此,本书作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多的协同论题上下足了笔墨。作者认为,人民群众对文化热烈而又丰富的需要与文化供给的缺口构成人类精神文化生活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作为满足人们文化需要、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两个基本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协同论的角度看,二者具有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协同的外部环境控制机制在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协同的自组织运行机制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自身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容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协同发展、文化产业系统协同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本书还提出了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研究认为,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在于构建“一舵两轮”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协同发展体系。作者认为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二者协同之“舵”。把握好这个舵,就明确了发展的方向,也就找到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本书通过深入研究,十分细致地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意义,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及其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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