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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让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古代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光彩，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征程，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大航海时代全球“生态大交换”和美洲白银资本的全球流动，加速了全球不同文明区域之间贸易、文化、人种、动植物、疾病以及其他物产的大交流。旅行家兼小说家柯林·施伯龙（ColinThubron）指出“丝绸之路”在人口迁移、货物流通、观点与发明的流传和宗教传播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创造出了“丝绸之路”这一说法，很好地契合了丝路的浪漫、美丽与奢华。作为古代世界串连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距离最长的世界性交通大道，各类亚洲奢侈物产在欧洲商船队和美洲白银资本的驱动下，沿着这条欧亚交通大动脉一路往西，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不同文明开始在此融合汇聚，茶叶西传入欧的传奇故事成为文明交流互动和中西文化友好交流的典范。
近代早期的欧洲以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向中日益据主导地位，培育了人们新的财富观、消费观，奢侈消费也日益“去道德化”。自1650年前后至1800年这一时期，在全球贸易急剧扩张和消费全球化背景下，英国消费领域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革命”。贵族阶层各种奢侈消费惊人，连普通的从业者、批发商、熟练工匠、较富裕的农民和家庭仆役都开始消费种类更为丰富的商品。从家具、装饰品到服饰、海外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种类丰富多样。而海外物产以美洲的烟草、蔗糖、巧克力，亚洲的香料、胡椒、咖啡、棉布、印花布、丝绸、生丝、茶叶、瓷器等奢侈品最为重要。18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海内外新奇物品的巨大消费需求日益成为刺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这一切变化则被历史学家麦肯德里克（NeilMcKendrick）等称为“消费革命”（ConsumerRevolution）。这些海外物产的大量涌入和消费，对于促成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
17世纪中后期茶叶进入英国后，演绎了一部跌宕起伏的茶的消费史，丰富多彩的茶的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造”全球化商品，茶深深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经两百多年的消费、传播和论争，不仅塑造了英国本土特色的茶文化尤其是下午茶文化，而且推动英国进一步走向茶叶帝国、科学帝国和知识帝国。
茶在英国的消费与传播
茶与咖啡馆的邂逅。1657年茶叶首次抵达英国，最早在咖啡馆进行销售和消费。茶被当作一种“热啤酒”，事先泡好后放在木桶里，有顾客需要时，从桶里舀出来，加热后端给顾客饮用。1652年伦敦开设第一家咖啡馆，之后遍布伦敦和其他城市。起初咖啡馆只卖咖啡，后来增加了巧克力和茶饮料。没有人知道最早的茶来自哪里，或许来自欧洲大陆，或许来自东方。作为伦敦精英社交生活的中心，咖啡馆同时也是一个放松、消遣的空间，因此，茶与咖啡等饮料一样，从一开始便具有了某种社交、休闲的意义。1658年9月23日伦敦《政治快报》（Mercurius Politicus）刊出一则茶广告，应该是茶在英国有明确日期的最早记载。由咖啡店主托马斯·加威（Thomas Garway）发布，“为所有医师所认可的极佳的中国饮品。中国人称之茶（Tcha），而其他国家的人称之Tay或者Tee。位于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维汀斯—润茨街上的‘苏丹王妃’咖啡馆有售。”后来加威融合吸收了法语和荷兰语对茶的语言表述成分，逐渐形成了英国本土英语茶“tea”的语言表述和茶文化。茶叶刚到英国伦敦时，价格贵得惊人，最贵的时候要花费6英镑才能买到1磅茶叶。1660年政府发布《消费税条例》规定，对咖啡征收消费税，每加仑4便士，而茶叶和巧克力消费税则高达8便士；1670年咖啡和茶的消费税各自增长到6便士和16便士。多年后尽管价格有所下降，但伦敦市场茶叶价格仍旧很高，每磅茶叶大约2镑到3镑不等。因此开始的几十年，茶叶的消费仅局限在宫廷贵族、少数达官贵人的群体，高昂的价格阻碍了茶叶向广大中产阶层和社会下层进一步传播、消费的可能。
宫廷贵族饮茶新风尚。根据记载，饮茶风尚最早是在查理二世皇后凯瑟琳提倡下兴起的。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英王查理二世，包括战略价值重大的孟买港，据说还有一箱价值不菲的红茶——凯瑟琳也因此被誉为“饮茶皇后”。当时饮茶需要一定的饮茶服饰和茶具，如必备的茶壶、茶勺和茶杯等。这种饮茶风尚自宫廷开始，逐渐传播至上层社会，宫廷贵族和乡绅开始纷纷效仿，形成了一种高雅、时尚的社交礼仪。至17世纪80年代后，饮茶甚至已经成为英国上流社会和贵族社交、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茶叶对英国人而言既陌生又神秘，但它所拥有一系列优点，很快赢得了上流社会人士的认可：它重量轻，易包装，即使经过无法预测的长时间海上颠簸，其品质也不会变坏，因而被证明是东印度公司巨型商船返程所运载的完美商品。在气候寒冷干燥的英国，茶叶迅速成为英国上流社会人士展现自身气质、高贵品味的理想载体。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谁能想到世界上会有多少重大事件因茶而发生，谁又能想到中英两国的命运会因这些小小的树叶而被改变了呢？
茶叶贸易的操盘手——东印度公司。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数据，东印度公司海外进口茶叶最早记载是1664年，公司董事部用4镑5先令购买了2磅2盎司茶叶，作为礼物献给英王查理二世。166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143磅，成为公司第一宗海外进口茶叶商业订单。1685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12,070磅，1690年进口38,390磅，而1699年却下降到13,082磅。光荣革命后，茶叶被公司首次列入驶往中国商船的“投资和货物清单”。1694年1月“多罗西号”（Dorothy）商船接到指令，被要求进口纺织品、中国瓷器、漆器以及鸟类，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要求带回一种新的商品：大量桶装上乘好茶。目前根据各方资料分析，可以肯定明确接受到订购茶叶指令、自伦敦出发前往中国的首艘商船是“多罗西号”。
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依靠胡椒养育，而18世纪公司靠茶叶喂养而崛起。作为农产品的茶叶，不像来自印度的棉纺织品会冲击到英国本土的毛纺制造业，因此东印度公司逐渐将大宗贸易和利润的重点转向华茶。1709年东印度公司获得进口中国茶叶的贸易垄断权，1717年又获得直接与中国广州进行贸易的权利。18世纪上半期茶叶会经常出现在中产阶级家庭食谱中，如1734年在典型的中产家庭标准食谱中，每周人均花费5.25便士购买面包，而购买茶叶和糖则花费7便士。在1749年零售店店主家庭的预算中，每周要花3先令给全家人买面包，花4先令买茶叶和糖。正如一位评论家1757年所言，无论男女老少，身体健壮的还是文弱的，富有的还是穷人、乞丐，当他们口渴的时候会喝这种饮料，不渴的时候还会喝这种饮料。到18世纪下半叶，零售茶叶的业务逐渐从药店转到食品杂货店，反映了茶从药品到饮料的角色转变，真正成为广大社会下层平民的日常饮料。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英国经济与社会的面貌，还改变了社会节奏和用餐的本质，而饮茶在工人阶层中盛行意味着茶的大众消费时代真正来临。工人阶层“茶歇时间”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生活的忍耐力和期盼，有咖啡因提神、糖补充能量、茶水放松神经和恢复精力，人们就能持续高效、高强度地工作。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晚饭时“一杯清茶”可以让满身油污、精疲力竭的人缓解极度疲惫的四肢，享受片刻安宁与愉悦，同时也能避免饮酒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健康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叶对英国社会的运转，可谓居功至伟。
但随之而来的是，18世纪茶叶走私开始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统计，1721年英国合法进口茶叶大约120万磅；18世纪70年代，英国合法茶叶每年消费大约在400万磅到500万磅。然而根据历史学家统计，英国每年茶叶走私总量在400万磅到750万磅之间，可见茶叶走私之严重。1784年茶叶《抵代税法》（Commuta⁃tionAct）通过,茶叶关税率由之前的119%，下降到12.5%。茶叶关税的大幅降低，从长远看也符合政府的财政利益，政府每年从关税和消费税中至少获利数十万镑。据估算，19世纪30年代，茶叶消费税占国内各项消费税的三分之二。在1784年之前的10年里，东印度公司华茶进口总量为54,506,144磅，而1790—1800年的10年中，公司累计进口华茶高达228,826,616磅，而同时期荷兰、丹麦、瑞典、法国等国家茶叶进口总量仅为38,506,646磅。尽管东印度公司1834年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但依旧主导华茶贸易。百余年来东印度公司繁荣稳定的华茶贸易对于茶在英国突破等级与阶层分野、走向大众消费起了关键作用。
茶与糖的完美结合。到17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贵族和富翁们变得嗜糖成癖，而蔗糖频频现身于他们的药品、文学想象以及社会等级的炫耀之中。最迟到1800年，每一个英格兰人日常饮食中，来自殖民地加勒比的蔗糖已经由奢侈品转变为一种廉价生活必需品。英国食糖消费由奢侈消费到大众消费的转向预示了权力和等级的日渐消融，资本主义现代化制糖工业将食糖推向大众化消费。茶与糖的结合发挥了神奇效应，带来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真正变革。正如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Mintz）所言，英国工人喝下第一杯加糖热茶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预示了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这是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彻底重塑。18世纪有人用食糖的消费量来估算茶叶的消费量。据统计，1700年英国进口食糖1万吨，1800年食糖进口量达到15万吨。而同时期英国茶叶进口由18世纪初期的几十万磅到19世纪初的2000万磅以上。茶叶初入英国之时，英国人还没有形成饮茶加糖的习惯，然而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人就开始养成了喝茶加糖的习惯，据说这一习惯主要受近代早期英国海员学习印度人饮茶加糖风俗的影响而带来的习惯。19世纪40年代由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安娜·玛丽亚（AnnaMaria）引入的下午茶开始在贵族社交圈中风行，意味着红茶中加糖加奶、再配以糕点的饮茶方式成为新的时代风尚。之后下午茶迅速成为贵族家庭女性时髦的家庭社交礼仪，至19世纪晚期传播至中产家庭。维多利亚时代茶叶史作家将中国茶叶冠以“国民饮料”,1836年英国每年人均消费茶叶1.48磅，到1885年人均消费茶叶达5.0磅，这种稳定的增长显示了茶叶已经完全融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茶叶不仅是每个人的饮料，更是每个人每时每刻的饮料。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口中的这种“中国饮料”的形象已经渗透进英国的国民意识和民族性之中。
英国社会对茶论争
面对一种陌生神秘的外来饮料，自茶叶引入英国之初，有关饮茶的好处和风险就开始引发了人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喜茶者与厌茶者经常相互攻击，一方认为这种新型饮料是腐败的标志，是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另一方认为茶是一件具有革新意义、能让人心情舒畅的补品，是树文明新风。这种对外来物产的论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海外奢侈消费品大量涌入英国这一现象的矛盾心态。医生曼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TheFableoftheBees）中提出“私人恶德即为公共利益”的论断，公开为奢侈辩护，从而带来英国和欧洲思想界对奢侈的大讨论，预示了奢侈概念在启蒙文化的影响下正在趋向“去道德化”，奢侈消费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被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
饮茶有益论。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一般会把茶叶作为一种饮料来看，主要认识集中在其提神、振奋精神等药用价值上。经常在咖啡馆消磨时光的佩皮斯在1667年6月的日记中记载到，他的太太当时也喝过茶，不过她喝茶的部分原因是进行药物治疗，当时药剂师佩林先生建议她喝茶，因为饮茶可以缓解她的咳嗽，可以治疗她的畏寒症和眼睛总是流泪的毛病。17世纪80年代，哲学家洛克（JohnLocke）旅居荷兰时就发现了饮茶的好处。1688年“光荣革命”后，他作为女王玛丽的随从回国，洛克从学医的朋友那里已经得知茶叶具有良好的医药价值，认识到茶叶具有提神醒脑功效。早期英国人对茶进行科学认识并进行专门论述的是约翰·奥文顿(JohnOvington)牧师，奥文顿在1690—1693年曾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随行牧师前往苏拉特，在那里他了解到茶可以是饮品，也可以当作治疗疾病的良药。1699年奥文顿在伦敦出版《论茶叶的自然属性及其品质》（AnEssayupontheNatureandQualitiesofTea），被认为是英国最早论述茶叶的专门书籍。
英国医生是较早研究茶的特性并积极肯定茶的药用价值的群体。医生托马斯·肖特（ThomasShort）是较早对茶叶功效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他的《茶论》（ADissertationuponTea,1730）介绍了他做的各种实验。实验证明，茶水可以用来保存肉，延缓其变质过程。他列出了饮茶可以治疗的多种病症，其中包括头痛、血稠、眼部疾病、溃疡、痛风、结石、肠梗塞等。苏格兰医生吉尔伯特·布兰（GilbertBlain）爵士认为，英国人都要感谢茶，饮茶习惯有利于长寿，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各阶层的酒精饮料，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茶后来成为19世纪反酗酒的禁酒运动的重要符号和有力武器，这一时期茶、道德和禁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G.G.西格蒙德（G.G.Sigmond）博士在1839年的《茶的药用功效和道德影响》（Tea;ItsEffects,MedicinalandMoral）一书中对茶赞誉有加：在大多数情况下，茶取代了发酵饮料和酒精饮料后，改善了多数人的健康和道德水平，喝茶能够让全社会更为理性、谨慎和节俭。
饮茶有害论。早在1722年，当时饮茶还不太普遍的时候，有人就通过给动物喝茶的方法来测试茶叶的副作用。詹姆士·莱西（JamesLacy）认为茶叶像鸦片一样危险，他认为茶会降低女性的生育能力，使她们更容易流产，并且会削弱哺乳的能力。1737年《绅士杂志》（TheGentleman’sMagazine）上刊登了一篇《论茶的作用》（“ObservationsontheEffectsofTea”）的文章，指出茶完全不适合用作食物，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它具有任何对人体有益的作用，因此应该被列为有毒蔬菜。它也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饮茶习惯会使勇士变成懦夫，使强者变为弱者，并使妇女不孕。慈善家乔纳斯·汉韦（JonasHanway）对茶的攻击更加激烈，1756年他发表文章《论茶对健康、工业发展和民族发展所带来的伤害、阻碍以及贫困化》（“An Essay on Tea Consideredas PernicioustoHeath, Obstructingindustry,and Impoverishing theNation”）严厉批评饮茶带来的社会危害，文中写道：“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健康食品，而要到偏远的地区去满足他们邪恶味觉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象，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何等愚蠢的地步！如今甚至连那些靠种田养家糊口的农夫都养成了这种颓废的习惯，这还成何体统？”而卫理公会教派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是另一个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茶叶的人，他将自己的“麻痹症”和双手颤抖的毛病归咎于饮茶。
19世纪饮茶习惯更加普遍，但有关茶叶利弊的论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期。茶叶被批评还有一个原因是茶叶掺假，这对茶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掺假手段包括在茶叶中掺入其他植物的叶子或者已经冲泡过的茶叶，如有些人用山茶科植物的叶子制成茶叶，然后作为“英国茶”出售。我们很难估计掺假茶叶的销售量，有人估计每年有数百磅甚至数万磅之多。为此政府专门于1725年通过一项法律，对掺假销售者、染色者处罚100英镑。1766年政府又对掺假者增加了监禁的惩罚，当时也有许多关于查获掺假茶叶和审判掺假者的报道和记载。媒体对掺假茶事件的曝光，增加了公众对掺假绿茶中有毒铜化合物染色剂的担心。茶叶的污染给公众健康带来的风险也促使英国人从喜好绿茶逐渐转向了红茶。到18世纪末，尽管绿茶仍受欢迎，但红茶的销量已经略微超过绿茶；进入19世纪，加糖、加奶红茶消费更加流行。
茶叶在世界的流转，成功改变和塑造了英国。在通往茶叶帝国的大道上，植物猎人、“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RobertFortune）扮演了重要角色。福钧三次来华将中国茶树、茶叶种子、制茶工艺等“偷走”，在印度培育成功并实现商业化运营，最终印度茶和锡兰茶取代华茶的地位，走出了一条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英国制造”工业茶消费全球化之路。从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北美独立战争到中英鸦片战争、“茶叶战争”，无不预示了茶叶在英帝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茶叶成为英国进行海外殖民扩张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机械化、规模化、工业化时代，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商品之一，英国通过殖民地茶和茶叶跨国公司牢牢掌控了全球茶叶生产与贸易的主导权。伴随着英帝国扩张的脚步，英国的茶文化和消费文化传播至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这种神奇的亚洲树叶和“绿色黄金”征服英国人的同时，又征服了全世界，成为当今世界最令人着迷的饮料之一，对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8世纪英国消费革命研究”［15YJA770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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