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江湖

    儿时灯火：

    礼士胡同

    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东口在朝内南小街。

    我曾经对萧乾说起，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萧乾当时一个直接的反应，是说：“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时居住在东直门“门脸儿”，平民甚至贫民聚居的地带，对贫富差距极敏感，虽历经半世饱览过欧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判断。以致我都有点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礼士胡同。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刷浆髹漆，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东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石碑，竖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应当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不记得是姐姐还是哥哥，曾经指着那棵树顶的枝枝杈杈，说像一个“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记住这一命名：“好字树”。

    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低矮的门楣上写着两个汉字中镶一个假名“花の家”。也是许久以后，我才懂得这里住的都是军妓——日本皇军的行伍之“花”。这胡同里还有一处，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白面儿房。鸠形鹄面、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在那里出入，吸鸦片，抽白面儿，日久天长成了街头的“倒卧”。

    但“倒卧”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饭的，我认识兄弟两个拉洋车的五六十岁的老人，经常停靠在南下洼车口上。我上学坐过他们的车。后来我见其中一人不拉车了，越来越委顿，越来越褴褛，秋冬坐在北墙下晒太阳。有时就坐在“迪威将军”宅邸布满铜钉的红漆双扇大门前，这样的大门并列有三，很少开启。也没有门房赶走那个拉洋车拉不动了的老人，直到他从这人间消失。

    我所谓的“迪威将军”宅邸，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据近年有些文字资料，它曾经属于什么盐商，没有提到过什么“迪威将军”。此说闻之于我的母亲，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礼士胡同的，她说这个宅邸的主人是海军中的将领，那该是北洋海军。袁世凯为了羁縻有实力的军人，封了一批将军，都是“×威将军”“×威将军”，我看到一个名单，偏没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军中另搞了一套，不过，我无意去做这份考据了。看来母亲从邻里处耳食之言不足信。

    小学春秋：

    王府井大街

    王府井大街，无论它的沿革，还是它风貌的变迁，都可以写成书，不止一本。但那不是我的工作。

    在没有改造成步行街之前，它两侧的店面，虽略有兴替，但总的格局维持了几十年大致不变。

    路西有个一间门面的瑞士钟表店，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家。我并没上那儿买过钟表，也没在那儿修理过钟表。只因为我知道这家店是我们育英小学（敌伪统治时一度改称为灯市口小学）的郭先生家里开的。

    郭先生名宗渊，他不教课，但管理“儿童生活园”。名为“园”，并不是露天的园地，而是高台阶上一个大开间的厅堂，类似图书阅览室。每逢下课，就从儿童生活园的扩音器里传出唱片上的音乐，校歌或其他我们熟悉的乐曲。

    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可以办借书证，下课后到儿童生活园借书回家，每证一册，借期一周。生活园中有一半地盘设短脚桌椅，可从架上随意取阅报纸杂志。另半间，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玻璃书柜隔开，里面顺墙排放着书架，分类陈放着薄薄厚厚的儿童少年读物。自己选好以后，拿到“万有文库”书柜一头把口坐着的郭先生那里，他把书里的书名卡取出，跟借书证用曲别针夹在一起，放进卡片柜，从周一到周五分成多格，该星期几还书的就插进哪天的格子；然后再在书的封三处盖章，章上是应还书的年月日。看加盖的日期章多少，就知道有多少人先我读过这本书了。

    我最初一批课外读物，主要是从郭先生手里借阅的。家里有时也给我们买书，一年不过一两次罢了，就像压岁钱，哪能指望经常不断呢。

    郭先生总是穿着一身长衫，灰色的或蓝色的，冬天则是棉袄或皮袄。他不多言语，但我敬重他，因为我喜欢他管理的书；他好像逐渐熟悉了经他手借书的孩子，虽然也不说什么，我们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的善意。

    一九四七年春，我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三四年，自以为不是小学生了，有一天路过灯市口就想进油房胡同回母校看看。并没受到阻拦，一径走进儿童生活园。全校都在上课，儿童生活园里，只有郭先生一人，我叫郭先生，他还认得我，并且像跟大人说话一样，跟我这个十四五岁的“老校友”谈天。谈些什么我全忘了，谈过以后我也没再去校园的别处看看，就走了。

    从这回以后，也没再拜望过郭先生。一九五六年瑞士钟表店当然也“公私合营”了，不过郭先生似乎还继续在小学里供职。到了八十年代，听说他已退休，搬了家，可能是住到儿女的宿舍去，离开王府井邻近瑞士表行的旧居了。

    每想到童年，想起童年的读书生活，我老想问候一声：“郭先生，您好！”

    少年哀乐：

    太庙图书馆

    太庙在天安门之东，与西边的社稷坛——中山公园遥遥对称。中山公园是民国年间向公众开放时的命名（日本占领期间忌称孙中山，一度改名中央公园）。公园一进门正面的汉白玉牌坊，即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后，清廷被迫在东单牌楼以北竖立以示道歉的。“一战”德国战败，移入公园，榜书“公理战胜”，这在积贫积弱、战后犹被宰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点阿Q意味。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改用郭沫若题“保卫和平”四字。保卫和平固然不错，公理战胜又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当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按权威解释是帝国主义战争，虽说从中挽回一点面子也不值得矜夸吧。不知是谁的决定，显然不是公园管理处做得了主的。

    差不多同时，太庙也改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我小时却只知那叫太庙，是明清皇帝祭祖的地方（不知清朝入关后，把明朝皇家的祖宗神主牌怎么处置的）。哥哥燕平常在星期天去太庙的图书馆读书。他一九四七年初离开北平以后，我有时也去那儿借阅图书了。

    记得头一次去，是从《辞源》查出《夸父逐日》的故事出自《列子》，家中无此书，便想到太庙，一去果然借到，手续简便。以后也去借看现代书籍，胡适的《四十自述》、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就是在太庙看的。

    进太庙正门，往东拐，一小院内，一排平房，貌不警人，按现在习惯应该叫作阅览室。但藏有时下一般阅览室所没有的古籍。管理员似只一人。室内虽在星期日也坐不满。十分阒静，唯日光射入南窗，无声移动。

    若不是社会的动荡吸引我的参与，我是很依恋这个读书环境的。后来想想，以北平之大，为什么这个好去处竟只有稀稀拉拉的访客？也许当时真正的读书人全都家有藏书，家里无书的也就不找书读了吧。

    一九五一年筹办“首都介绍”节目，曾经查阅过一些资料。明初为了修建太庙，从这一带赶走了几百户平民。可见紫禁城也有个逐步形成扩大的过程。今天太庙所遗除三大殿外，最可贵的是一片蓊郁的松柏树林，每棵都是合抱古木，树龄在五六百年。那时有一张艺术摄影，一群幼儿列队从这里的高高古树下走过，题为《老树新苗》。

    也是在一九五一年，三大殿举办规模盛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展览会”，热闹恍如集市。展览会现场广播站有一两位年轻女播音员本是中学生，就此被选到中央台工作了。

    太庙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那几间图书馆不知是否还在，那里的藏书不知无恙否。

    青春踪迹：

    俄文夜校

    当时借用灯市口育英中学校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有一天梅益同志叫我到他办公室，说：“中苏友协办了一个俄文夜校，给我们两个名额，你和刘淮去吧。”

    开学典礼在育英中学高中部举行。一九四八年暑假我才离开那里，传说是严嵩府。

    俄文夜校校长王之相。那天到会讲话的有阎宝航和罗叔章。他们的官衔我没闹清，阎宝航我当时只知是东北籍知名人士，在大后方就从事中苏文化交流活动；罗叔章女士是那种典型的从职业妇女中产生的社会活动家，出口成章，说话得体，看得出十分历练泼辣，后来听说她当时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我原以为是党外人士，如确任此职，那就和阎宝航一样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了。

    正式开学是在石驸马大街（今名新文化街）借一个女中的校舍。但头一天就遇到停电。后来转到灯市口育英中学，先在初中部临街的教室，接着固定在高中部头一进院子的教室了。

    我每天下午一下班，匆忙吃过晚饭，就骑自行车从西长安街飞驰到灯市口，冬天一路昏昏灯火，有时还会冰雪载途，夏天太阳还没落，总要大汗淋漓。一直学了一年多，到一九五一年初有个什么借口，我就辍学了。在俄文夜校学得的俄文单词，已经所记无多，只是还认得字母，能拼读出来。不过当时上课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们班的老师是丘琴。班上的方成、钟灵就在同学期间开始合作，画国际题材漫画，主要是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用漫画武器打击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和李承晚。歌颂的对象不多，记得有一个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

    办俄文夜校，如同当时广播电台也办俄文讲座一样，一方面是贯彻执行“一边倒”的政策，一方面也适应人们自发地了解苏联的需要。俄文热形成一时潮流，连我母亲也通过广播学俄文，她显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我，或者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也还因为喜爱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没有坚持学到底是另外一回事。叶至美女士也在我们班上，她已经由英文译出了亚美尼亚作家的小说《萨根的春天》，她把俄文当作第二外语学，会比我这样的“半拉子”顺利也见效得多。

    另一位在夜校结识的朋友叫蓝英，是从北平到解放区去时改的名字，人如其名，英气逼人。这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原先的地下党员，现在的技术人员，总穿一套工作服，宽宽的肩膀，坦诚痛快，我们很快就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他是我在五十年代接触的人里最早打破思想禁锢，正视西方先进，且不讳言中国落后的人。反右运动一来，我就截断了同他的联系，他虽没戴上什么帽子，该也变得“谨慎”了。

    丘琴先生和我在夜校时只是师生关系，没有个人交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他忽然打电话来，原来他在中苏友协总会接待苏联访华的团体，其中有一位苏联对外文协的布洛夫点名找我。因我在当年春天随团访苏时他基本上全程陪同，相处甚洽。这让我为难了。那时所在单位的反右派运动正在“深入”，已经以支部扩大会的形式对我连续批判，但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愿对丘琴直说，只是支支吾吾，请他找借口说我不在北京，避而不见。

    事过多年后，丘琴先生一定原谅了我。八十年代我们见过面，并曾互相赠书。直到九十年代末，他自费印刷了他译的《苏联诗选》增订本，还寄给我留念。我写《说起〈祖国进行曲〉》一文，就引用了其中的材料。

    唉，苏联，苏联和俄罗斯文学、诗歌，中苏友好，俄文学习，俄文夜校……我仿佛回到赶赴夜校的途中，沿路时而灯火辉煌，时而灯火阑珊，一闪而过，五十年真像一个捉摸不定的梦。

    中年歌哭：

    二七剧场

    二七剧场在二七剧场路：这像是同义反复。其地在复兴门外大街北侧，三里河路之东。这个剧场离广播电台不远，离我住的真武庙电台宿舍更近，但仔细回想，我只去过有数的几次。

    二七剧场属于铁道部，大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修建的。我从劳动改造的场所回来，不几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这几年里，不用说我没有进剧场的心境，就是有了闲情，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文艺界在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后，动辄得咎，还能放开手脚创作、演出什么新节目呢？

    一九六一年的秋冬，我在电台文艺部资料室打杂，从广告上看到铁路文工团排了李劫夫的歌剧《星星之火》，决定去买票看看。

    饿着肚子的时候看什么好？《白毛女》都嫌影射，像《星星之火》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大概最合适了。杨靖宇的遗体，日本鬼子解剖了，发现胃里没有粮食只有草根。

    我那天草草吃过晚饭，就到二七剧场去。票好买。我来看这歌剧，不是来接受艰苦奋斗的教育，是因为呼延生主演，呼延生是十多年前我的小学同学。盔甲厂小学男女不同班，可我一转学到那儿就听说有个女生唱歌特别好，名叫“胡燕生”，后来才知道她双姓呼延。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们小学毕业，一晃十六年过去了。

    右派斗争高潮之后，我已经被潮水搁在浅滩上，等待着茫然不可知的命运安排。偶然的机缘看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一曲宛转的有时是激越的长歌打动了我：“九九那个艳阳天呐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十八岁的小战士要走上前线了，风车在河边吱呀呀地转，你何时回还……不回还……回还……不回还……

    命运不由人啊，还真是个问题。

    接着去十三陵，去沧县，去黄骅，我心里重温着这支歌，喉咙里常就哼出来。尽管我不是“十八岁的哥哥”了，尽管自知身份也不是革命战士。

    这支歌，还有那首夏威夷的《骊歌》，成了那段岁月里与我生命相伴的“主题”歌曲。

    后来，我才知道，听过许多遍的《九九艳阳天》就是呼延生的录音。

    这回我要从舞台上一瞻呼延生的丰采，久违了的有一副嘹亮嗓子的红脸蛋小学女生，经过科班训练，曾以民族唱法的一曲《艳阳天》唱进多少人心里，果然，又在《星星之火》里唱响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当时，听梅益说“人民的物质生活匮乏，应该让他们的精神生活丰富一些”，这显然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在收拾大饥荒残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里，文艺方面酝酿“八条”“十条”时的共识。人们余悸犹存，也许会想到革命历史题材比较保险吧。我看着台上的《星星之火》，心思跑到戏外，像我这样想的恐怕不止我一个。

    再一次到二七剧场去，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下旬，看中央实验话剧院《叶尔绍夫兄弟》一剧的连排。那天田汉也被导演孙维世请来了。连排结束，又请田汉上台跟演职员合影。我目击田汉始终一言不发，而且脸色难看，一丝笑容也没有。在这个戏即将内部公演的喜庆气氛里，在性格爽朗的孙维世嘻嘻哈哈的衬托下，显得非常奇怪。是田汉年老有病过度疲劳了？是他同孙维世他们极熟，可以不必拘礼强打精神？抑或他对这一改编不满，以他剧作等身的宏富经验，实在看不上此剧的改编和导表演？……我当时这样寻思。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虽有生活气息，却意在追怀斯大林，对揭露个人崇拜持反对态度的戏，出现在与赫鲁晓夫争论明朗化的时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也许田汉是当时在场意识到这一点的唯一的人，但形格势禁，不容明言，他既不便在人们兴头上泼冷水，更不能再加油打气，这就是他紧锁双眉的为难之处吧。

    甘苦之外：

    北池子

    这条街在东华门大街路北，紧靠紫禁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北池子，多半是从南向北去沙滩、美术馆时路过，原路返回时，又多半到北池子南口，西折过东华门前，沿着文化宫后河，经午门再沿着中山公园后河，过西华门进南长街……没走过这条路的人不知道，这是紫禁城南墙根的一条路，过去汽车少，常是静静悄悄的，路边柳树傍着灰色的城墙，春夏秋冬，早午晚，微雨或雪晴，都是北京城里最美的地方。

    我后来读秦兆阳散文，发现他也爱到这里散步，在他身体还好，腿脚还灵便的时候。他住在北池子二条路南一个独门独院里。他在世时我来探望他，他总是坐在南屋里，看书写字，烟好像戒不掉，但又胸闷呼吸不畅，就用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制造点海边森林草地空气清新的幻觉。有位老先生可能比我来得勤，那就是李清泉。一九五七年七月《人民文学》那一期特大号，就是他和秦兆阳两人“炮制”的。头条是李国文的《改选》，接着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诸篇，仿佛也还有黄秋耘的短论。从头年的四月号起，《人民文学》已经先后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秦兆阳本人又发表署名何直的大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所以叫大文章，不仅以其长，且因它在当时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帜，向表现为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策粉饰现实的文学倾向挑战。

    二十多年后归来，秦兆阳已满头华发，不复当年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院里谈笑风生、倜傥不群的神采了。他大约仅在八十年代初跟一群作家有一次黄山之游，后来体弱多病，又急于把蕴蓄已久的长篇《大地》写出，便不再外出了。

    黄秋耘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写了名篇《丁香花下》，回忆“一二·九”运动后一次游行队伍被打散，他逃进北池子一条横胡同，一家住户的一个中学女生为他包扎了伤口。他说，就是像秦兆阳家这样的小院，说不定就是这个小院呢。但四五十年过去，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当时秋耘虽上了清华，也还不到二十岁。到了迟暮之年，回忆那位文静的小姑娘，把他满是尘土血污的衣服洗净，还给他那唯一的约会，不胜惆怅。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秋耘不久前也病逝了。

    秦兆阳这个小院是他五十年代置下的私产。在反右派运动前那一两年，北京作家如艾青、周立波、萧殷都买了小院自住（萧殷一九五八年外调广东，他在赵堂子胡同那个小院就转卖给臧克家）。后来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秦兆阳一家从广西回来，还能住进原来的住宅，但因属私房，无力修缮，确也带着风吹雨打的伤痕残迹了。

    在一切崇尚“一大二公”的年代，只有房管部门有瓦工木匠。在人们心目中，私房恰如大海中的孤岛，迟早要收归国有，即使房东有经济力量，想要修缮，找人买料都困难重重，多半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烂下去，何独秦兆阳家如此。因为没有暖气和卫生设备，保暖的条件差，着凉的“机会”多，秦兆阳一入冬就开始犯病，后来体质越来越差，开了春也好不了。曾经向所属单位申请，哪怕是找有暖气和卫生间的房屋借住过冬……但直到病逝，这个申请还压在行政部门没有解决。

    北池子一带，据说为保存古都风貌，列名重点保护街区，大概是不会建高层楼房的了。像秦家小院以及还不如它的平民住房，今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呢？

    （本文摘自《胡同里的江湖》，邵燕祥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