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天空

    困惑来自何处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他看起来蛮年轻的，我问他，你今年几岁啊？他说，而立之年。我一听，吓一跳。早知道他说话这么文雅，就该问他“贵庚几何”。我们都知道，而立之年来自孔子的“三十而立”，不惑之年来自“四十而不惑”。有很多朋友告诉我，四十不是不惑，而是大惑啊。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才发现人生的困惑真的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照着父母的安排、老师的教导，受教育、干工作，到了四十岁成家立业已经完毕，自己要面对人生的各种状况时，困惑反而出现了。孔子有没有困惑呢？当然有，不然他不会说“四十而不惑”。但是《论语》里谈论困惑的题材很少，只有两次。一次是孔子的学生子张请教老师如何提升德行与分辨困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样就是迷惑。”

    我们听到后面这句话会觉得惊讶，因为谈的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嘛。感情上有时候爱恨交加，对一个人又爱又恨，一下希望他活得久一点，一下又想他赶快死了算了。这种情绪孔子认为就是困惑。由此可见，困惑首先来自情绪上的一种不当反应。人很容易因为个人主观和外在客观上有落差，而产生各种猜测、怀疑，变成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从而造成困惑。一个人想做到不惑，首先要设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走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体谅。法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你对一个人了解愈多，就愈能谅解宽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这样对别人并不公平。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会想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比他错得更严重；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行的时候，就想如果别人是我，可能做得比我更好。这样两方面去想，问题就比较少了。

    第二次谈困惑是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三个问题：“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如何增进德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不是可以消除怨恨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

    这里的迷惑又和情绪有关。如果你因为愤怒而伤害别人，别人要报仇时，恐怕你的父母也要跟着遭殃。所以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一时想不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就无所顾忌了，很可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愤怒是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情绪。美国有一本书叫作EQ，所谓“情绪智商”。翻开扉页，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难学会的。”生气谁不会？只要心想事不成，跟别人有一些误会，甚至等车车不来，等飞机飞机不来，都会生气。但什么时候生气，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这是很难的修养。

    孔子回答学生两次提到困惑跟情绪有关，说明古代已经注意到情绪智商的问题。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体谅别人，不能跟人互动，不能彼此之间协调，恐怕最后都会造成困难。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自我约束，随便发脾气，会做出许多后悔的事。李安的电影《绿巨人》说的就是一个人一生气，马上变成巨人，力大无比，没人挡得住他，造成许多追悔莫及的事情。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而自我约束首先要从情绪管理开始，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有，在该发的时候就发，但是要“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这些能够做到，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我们也才能够有希望做到“四十而不惑”。

    淑世精神

    梁漱溟先生晚年，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访谈，内容结集成书，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可以说，这个书名表达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这叫作“淑世精神”，孔子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孔子本来在鲁国做官，做得还不错，但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配合，就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带着学生到处走。有一次他们走到一条河边，找不到渡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附近耕田，孔子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去了，问第一个人，渡口在哪儿？这人不直接回答，他远远看到孔子坐在马车上，手拉缰绳，问子路，那位车上执鞭的人是谁？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这人便说，孔丘知道渡口在哪儿。什么意思呢？等于连当时隐居的人都听说了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了解人生的渡口何在，也知道怎么过河，亦即承认他高瞻远瞩，知道社会要往哪儿发展，出路在何处，只是因为时代不对，他才寸步难行。

    子路得不到答案，去问第二个人。这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反问子路，你是谁呢？子路说，我是孔子的学生。这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天下大乱，到处都一样，谁能去改变它呢？你跟着逃避坏人的孔丘，还不如跟着我这逃避坏世界的人呢！说完，继续耕田，不再理他。子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隐士。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神情怅然地说：“我们没有办法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了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试图改变了。”

    这句话充分地表达出儒家的淑世精神，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做，为什么？因为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全都归隐山林，求得个人自在，那这个社会要怎么办？天下无道，更需要知识分子出来努力改善，尽管知道力量有限，再怎么做也无法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但还是不肯放弃。所以，儒家的智慧并不表现在解脱上，而表现于：在适当的时代与环境中，以适当的途径去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择善”与“善择”的能力，其基础则是：若不如此，则无法心安。

    还有一次，孔子的车队往前走了，子路在后面没跟上。他到处找不到老师，看到旁边有一个老人在除草，就上前请教，请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子路听到老人训他，拱手而立，站在路边。老人看他表现恭谨，心想，好吧，带你到我家去住一晚吧。就留他在家里过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又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跟上了孔子的车队，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孔子一听，知道又遇上高人了。他让子路回去转达一段话，子路返回，老人却不在了，子路就对着老人的家人把话说出来：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等于是孔子对于隐者批评所做的回应。儒家的原则是，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不上轨道，人群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建立。因为一个人活在世间，注定要在家庭中慢慢成长，家中便有了“长幼之节”。家庭能够存在，必须受国家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维系。进入社会之后，便要肯定“君臣之义”。你既然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说明你肯定了长幼之节，但比长幼之节更重要的君臣之义，你怎么不要呢？孔子认为，你要使这一生不牵涉黑暗的政治而保持自家的清白，反而废弃了更大的伦常关系，这是不对的；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群，为了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这是读书人应该有的一种志向，即使知道理想不能实现，也还是要做。

    还有，你自己受过教育，有很高的理想，但看到天下大乱，就设法明哲保身，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这种选择下，你怎么样教育下一代呢？你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吗？因此，只有成人的隐者，却不能有小孩的隐者，隐者注定要以个人身份选择隐居，却不能广为传扬此一思想，呼朋引伴。不像儒家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教育，结合志趣相近的人，从事人间改革，同时又使自己心安。此所以儒家成为文化主流，而道家必须求诸少数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腐败了，少数几个人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吗？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读书人必须有“舍我其谁”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个人的努力来改善这个世界，如此才能响应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本文摘自《国学的天空》，傅佩荣著，岳麓书社2020年2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