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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5月13日 星期三

    很多人甚至在出版界工作的许多编辑都有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学术类图书不需要策划,全国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专家、学者所写的学术专著自行交给出版社就行,还需要编辑去主动策划吗?殊不知,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非常能体现一个编辑的学识水平和策划能力。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其他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源头活水。

    开发学术书“富矿”:如何做好学术类图书的策划出版?

    吴继平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5月13日   06 版)

        与主题出版图书、市场类图书等图书的策划与出版相比,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在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并且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其他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源头活水。本文就学术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结合多年的编辑工作实践,粗浅谈谈个人的认识与实践。

        学术类图书也需要策划

        很多人甚至在出版界工作的许多编辑都有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学术类图书不需要策划,全国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专家、学者所写的学术专著自行交给出版社就行,还需要编辑去主动策划吗?殊不知,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非常能体现一个编辑的学识水平和策划能力。学术类图书题材范围较广,既包含自然科学类学术图书,也包含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是其他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源头活水。

        如前所述,学术类图书因其题材范围的广泛性,做好学术类图书的前期策划论证工作以及后期相关题材的再加工,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了这些丰富的原材料和素材,就可以加工、生产出主题出版图书、市场类图书、励志类图书以及其他各类图书等多种图书副产品,因此,做好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能较好地带动其他各类图书的顺利策划与出版。

        学术类图书的策划延伸

        学术类图书也有策划,策划好了,可以打造成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这套丛书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2008年,是笔者刚进人民社的第二年,因为专业所学为党史的缘故,笔者对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这套丛书记忆犹新。这套学术丛书因其档案资料丰富、撰写质量较高,在国内党史学术界引用率相当高,加之,这套丛书出版多年,实有修订再版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联系到当时健在的国防大学的老专家林蕴晖和丛进老先生,得知他们都愿意将这套他们毕生精力写出的图书交由人民社再行出版,笔者异常兴奋。笔者当时判断,2009年即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在即,何不将这套厚重的学术丛书打造成次年的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经请示社领导,笔者将该丛书进行修订并送审,获得通过,其间,图书经过再次仔细编校,对书稿内容错漏之处进行修订核实,同时,根据图书章节内容,适当增加了珍贵的历史图片,以再现历史现场感。丛书命名为《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出版后影响很大,成为常销书。

        另一个学术类图书策划成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的例子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笔者认识多年的李玉贞老师是中国社科院的老专家,因其大学所学专业为俄文专业,后经过多年勤勉的近代史学术研究,成为社科院近代史资深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李老师经常去俄罗斯参加学术研究活动,其间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珍贵档案资料。尽管此前国内也有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图书面世,但由于缺乏权威档案资料,研究均不深入。得知此事后,笔者立即找到李玉贞老师,和她沟通后,她爽快答应可以出版这样一部厚重的学术图书,并取名为“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经与李玉贞老师商量,该书目录简单清晰,着重写史,配之以精彩档案图片,阐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次年又恰逢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该书做成2011年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经过一年的编校送审,该书于2011年成功上市,销售较为理想,并入选2011年“中国好书”。

        学术类图书的市场

        一部普通的学术图书,如何策划、打造成一部成功的市场类图书,获得尽可能大的销量,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延安大学的谭虎娃教授是笔者多年的重要作者和好朋友。说来话长,他是笔者读硕士期间一位师弟的博士同学,他也尊称笔者为师兄,笔者虽年长他一岁,但也尊称他为老兄。谭虎娃教授在人民社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这得益于他多年来在学术方面的辛勤耕耘和刻苦研究,即使是在繁忙的教学中,谭虎娃教授仍勤学不止,深入开展党在延安十三年史的研究,多次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不同奖项。鉴于他多年的优秀教学研究成果,笔者建议他可以尝试将多年学术研究著作转化为面向市场的大众图书,做图书撰写形式和风格的一个转型。于是,作者利用在延安工作的便利,在延安档案馆收集到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的珍贵历史照片,经过一年的刻苦写作,他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重大历史分为若干章节,予以简明、生动的讲述。尽管此前也有类似图书出版,但与他的图书相比,无论是史实性、资料的丰富性,还是生动性等方面,都还有些差距。书稿交给我社后,取名为《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果不出所料,该书出版后,共加印5次,销量达到1.5万册。截至目前,该书还在热销中,并还获得陕西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可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如此,该书完成了由一本普通学术著作向市场类图书的转身。

        《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好革命故事?》一书背后更有一段传奇的出版故事。早在2017年,笔者受邀到西北大学参加由该校组织的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会上,笔者无意中看到一篇参会论文,题目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与启示》。论文题目初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仔细琢磨后,这篇论文似乎可以策划成一部图书,联想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对外宣传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受此启发,笔者以为,这正好是一个好素材。

        论文作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纪刚老师因为其他原因未能到现场参加会议,回京后,笔者通过研讨会提供的通讯录联系上作者,经过沟通交流,得知王纪刚老师原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后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作为人才引进调入学院,在学院曾长期负责延安时期党对外宣传历史的研究和布展工作。因工作便利,作者收集了大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对外宣传的历史文献资料,经过长期研究,王纪刚老师著有《第三只眼睛看延安》《延安大学校》《延安风尚》《延安:1938》《中外记者团在延安》等丰富的前期成果。得知情况后,笔者建议王纪刚撰写一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精彩讲述革命故事的图书,他欣然同意。经过反复磋商,我们最终将书名定为《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述革命故事?》。拟定选题和申报资料后,选题顺利在社里通过立项,更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竟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撰写完毕。书稿写得非常好,有血有肉,感人生动,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宣传革命故事的伟大历史实践经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书中所写到的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机构宣传革命、访问延安的国外知名记者见闻,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对外亲自讲述革命经历的历史场景,令人震撼,读后久久难以忘怀。

        经过编校和送审,书稿于2019年年初顺利出版。图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中宣部领导看到该书后,评价较高,主张出版界多策划类似图书。图书初印8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是笔者当初策划该书时没有想到的。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笔者和作者积极深耕,以多种方式将其打造成一本颇具销量的市场类图书。笔者充分利用人民社读书会平台,邀请作者制作了8集短篇微视频,扩大该书的受众范围和读者群;同时,笔者建议作者和其他学者撰写本书体会和书评,刊发在主流媒体上。经过一番努力,该书销售直线上升,目前销售1.5万册。2019年在西安举办的第29届图书博览会上,人民社重点推介该书,获得了较大的反响。

        以上是笔者对如何做好学术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一点体会和粗浅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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