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不老”

    4月8日上午，北京的春天，窗外阳光明媚，疫情的阴霾尚未完全消散，我坐在家中电脑前笔耕作业。电话突然响起，传来刘志琴先生清晨离去的噩耗，心中一紧，既而钝痛，不觉热泪上涌——未料相交相知、亦师亦友30年的刘志琴先生，竟走得如此突然！记得春节期间与她联络，她说刚动了一次手术，正在恢复中，许久未见了，很是想念。我们相约开春天暖以后，一起到研究所新搬的大楼去看看，与研究室小友们见见面。岂料如今春天已至，柳绿花开，而疫情绊足，尚待践约，她竟遽然仙逝，从此天人永隔，再不能如约相聚欢谈了，悲夫！

    刘先生虽然一年多前就查出患病并做了手术，但恢复不错，还经常到研究所来，与研究室同事小友们见面聊天，精神、体力似没受多大影响。我自去年初从单位退休后，受聘到南昌大学任教，与她见面少了一些，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9月，一起参加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举办的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会上她开场致辞，虽已年高八旬且患病在身，但仍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铄，声音清亮，无需底稿，侃侃而谈，精言佳句，出口成章，阐述社会文化史开拓发展30年来的历程及她的最新思考，其视野之开阔、思路之清晰、思考之深刻、论断之精辟，令满堂比她年轻一两代的后辈学子，如沐春风，似饮甘露，启悟于心，叹服不已，充分领略了这位社会文化史学科开创者和带头人宝刀不老的学识风采，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最后一堂课。此情此景，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30年来与她的交往与情谊，对她人格、治学的体察感受，也一幕幕涌上心头。

    师友情深 大爱无疆

    刘志琴先生生于1935年，比我年长20余岁，是我的师长辈。我最早知道她的大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那时正值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初潮时期，即所谓新启蒙时代，有几位文史学界的中年学者，以他们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新颖的文风活跃于文坛，令人耳目一新，每出一文，往往引起求知若渴的青年学生们争相传阅，他们开一时之新风，堪称青年导师，刘先生即为其一。

    我印象最深、受触动最大的是1985年读到她的《史学功能的变迁》和《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两文。当时史学研究正处于新旧交替、青黄不接、徘徊迷茫的“史学危机”之际，刘先生则提出了史学改革的新方向、新思路。她指出，史学以往只强调“资治”的政治功能，为君、为上服务，当今社会处于现代化变革时代，史学功能转向为社会和大众服务，史学著述应当走出书斋，为广大民众开发智慧、启示心灵，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她认为，史学研究工作是对史料的选择、判断、推理、概括和说明的过程，这需要包括记忆力、思维力、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综合智能，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应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组合，因此不应当只片面强调传统的“坐冷板凳”一种方法，应当重视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训练。这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发史学改革之先声。我当时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开始踏进史学研究的门坎，正在摸索治学门径，读到刘先生的这些文字和见解，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有茅塞顿开之感，敬佩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我此后不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刘大年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1989年春毕业，我希望留在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那时刘志琴先生任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我就慕名找到她，交上我的博士论文，介绍我的研究，表达了希望进入文化史研究室的愿望。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洋务运动时期新式知识人才群体，从他们的出身途径、知识结构、群体形成、社会地位及社会作用等方面，探讨这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学习西学知识群体的特点及历史意义，也是一种尝试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新探索，自己感觉与文化史及刘先生的思路比较接近。她欣然同意接纳我进入研究室，使我如愿以偿，自此在研究室工作30年，直至退休。终生职业岗位与个人志趣爱好相合一致，是我人生之大幸，而在职业岗位遇到志同道合的师友同事，特别是遇到刘先生这样一位人生事业的师长知友，更是人生之大幸，刘先生是我进入职业岗位的接引人，是我人生的贵人。

    刘先生1996年退休后，我接任室主任，研究室里一直给她保留着办公桌和书柜，她仍然像退休前一样每周返所，参与研究室的活动。如每年年终总结考核会，研究室同人围坐一堂，逐一报告工作情况，相互评议，刘先生都参加，为晚辈后学提出工作建议和学术指导，指出缺点不足，提示改进方向，老少同堂，共话学术，赤诚相见，切磋砥砺，其乐融融。研究室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她也常参加。在与大家一起去外地参加的大型研讨会上，刘先生常被安排作大会发言，学界同行都喜欢听她的报告及点评，总能从中受到启发。研究室友一起到外地社会考察，她健步同行，谈笑风生，而且一边游走，一边思考，回来后往往写出一篇由旅行观感引发的谈古论今、文情并茂的游记随笔，发表于报刊，践行她向大众传播历史智慧的夙愿。刘先生最后一次与室友同行，是在2017年夏我们研究室与杭州师范大学在杭州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年会，会后与研究室同人一起到镇江等地考察。镇江是刘先生的家乡，她带领我们考察了有120多年历史的镇江中学、百年老企业，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镇江各处古迹与开埠旧址，使我们增长了不少见识，获得了镇江近代史的生动资料。一路上，年逾八旬的她精神旺盛，步履矫健，不输年轻人，令我们后辈自叹弗如。

    刘先生退休20余年间，虽然研究室内人员新老更替，换了几茬，但刘先生则一直退而不休，常来研究室，后来的年轻人也变成她的学生和小友。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去年12月份，研究所搬离旧址，她还到办公室来，在小友们帮助下清理书桌、书柜，装箱打包搬运回家。她可说是研究室的终生成员，与几代室友结下了深厚感情。刘先生与我们这些隔一代两代的后辈相处，从不摆长者师尊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相待如友，且她心态年轻，心灵清纯，开朗达观，充满活力，又关心世事，广闻博览，关注前沿，信息灵通，与小青年们谈天说地，毫无隔阂滞碍，小友们也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甚至与她争论辩驳，宛若同年小伙伴。她才貌双全，热爱生活，喜欢服装时尚，是单位同事公认的亮丽风景线。刘先生在学生时代是复旦大学舞蹈队长，在研究所年终联欢会上曾一展舞姿，令同事们叹服。她退休后进入老年，不过从心态到外表没有多少改变，由内而外散发着青春活力，她的夫君笑称她是“六十岁的人，十六岁的心”，我们听罢都拍掌赞同，觉得十分恰当。刘先生虽然是室里的老一辈，却一直给我们带来青春、阳光的气息，在她的影响下，我们研究室30多年来一直关系融洽，气氛和谐，友爱互助，大家都把研究室当作除了自己小家庭之外的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她引领、鼓励大家探究学术，开拓事业，也藉此言传身教，于耳濡目染之中薪火相传。

    刘先生有一副大慈大爱的侠义心肠。她对身边友人同事的生活关心关照，谁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会给予无私帮助，从不求回报。一位从研究室调出的老师，有一段时期家庭生活困难，刘先生数年间多次给予她资助，她终生感念，说刘先生是她的恩人。刘先生胸怀家国天下，有一腔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的志士情怀，常常对不平之事仗义直言，出手相助。她曾为一位几十年前遭受冤情而死的人代为申诉，终得平反，其家人找到她，向她下跪以表达感激之情。在刘先生撰写的文字中，也常有对坚守人格道义、学者情操的人与事的赞扬，对社会弊端、人间不平事的谴责。许多与她有过交往，甚至并不认识而只是慕名求助的人，都曾得到过她的帮助，故而在朋友圈中，她素有“女侠”的美名。武汉大学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发来的唁文中写道：“她是一位有思想、有侠性的学者。”冯先生是她交往多年的同辈，对她的评价可谓至知之论。

    明史起步 卓然大家

    刘先生以史学家鸣世，但她走上专业史学研究道路则起步较晚，可说是半路出家。她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研究室，从事科研组织工作十余年。直到1975年她有机会改换工作岗位，当时领导欣赏她的才华，有意推荐她“升官”，但她心中怀着学术研究的梦想，特别是经过对“文革”的反省与思考，立志以史学研究作为自己后半生的追求，故谢绝了领导的好意，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从头做起，正式开始史学研究工作，而这时，她已年近40岁了。

    中年起步，与同辈同事相比，专业积累可能稍显薄弱，但她此前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她有历史学专业垫底，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历史上跌荡起伏、丰富多彩的人和事，在她心中激荡，引发她思考，这种广闻博览使她具有宽广的眼界和胸怀。同时，工作中她又与许多文史学者交往，追踪学术前沿，掌握研究动态，对史学研究状况有总体性观察与把握，这又使她对历史研究的趋势短长，有宏观上的省察。这些都成为她学术研究起步的基础，也成为她不拘成法、不循故道，走上史学创新之路，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并立于学术前沿的基石。

    刘先生治史由研究明史起步。她阅读明史触发了许多思考，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政治控制松弛，社会文化出现新动向。“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反省中国现代化思潮涌起，激发了她从明史入手，探究中国社会内部变动的奥秘。她于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史学论文《论东林党的兴亡》，以详实的史实，深入的分析，揭示明末东林党与政治社会变动的关系，阐述传统社会新旧兴衰的意义，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独到看法。这部开篇之作一问世，即受到明史学界的注意，得到前辈专家的好评。随后短短几年间，她陆续发表了《试论万历民变》《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士大夫与城市民变》《论张居正改革》等系列论文，皆以新颖的论题，深刻的思辨，创新的见解而引人注目，很快她成为明史学界升起的一颗新星。数年后，一位明史老专家在给刘先生评职称时所写的推荐评语中，称赞她“思路开阔，思维力强，故能见他人之所未见”。她后来研究重心虽有所转移，但明史一直是她魂牵梦萦的学术家园。刘先生曾说：“封建王朝发展到晚明，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却又未能走向转折。这一时代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构成历代末世王朝从未出现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有永远的吸引力，也会成为我学术生命的归宿。”所以，她到晚年又回归明史，相继出版《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等明史著作，这些潜心聚力研究的硕果，为明史研究学术丛林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立于学术潮头 勇于开拓创新

    刘先生不只是明史领域的专门家，她还是一位立于文化前沿、倡导史学创新、引领学术新潮的通才大家，因而她在史学界有广泛的知名度，其影响力甚至超越史学而扩展到文化界。

    刘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文化热”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彼时改革开放初启，思想解放大潮涌动，史学界出现反省和创新浪潮。一些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开始摆脱以政治为中心的旧框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反省。1980年刘大年先生率先在近代史研究所内成立文化史研究室，是全国第一个以“文化史”标名的研究机构，丁守和先生与刘先生任正副主任，共同组织开展文化史研究，编辑整理资料，撰写发表论文，并联合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思想文化史学者，举办系列研讨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对一些文化问题展开争鸣，进行学术交锋。在这批思想文化史学者的倡导下，文化史研究渐成热潮，影响扩及到文化界，成为新思想启蒙的主潮。刘先生是参与其中的一员大将，她在1983年集中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文化史热的时代精神与学科建设》《建设文化史，为历史学的繁荣增辉添彩》等文章，提出自己对文化史研究的思考，为“文化热”的兴起呐喊助力。

    刘先生参与推动社会史复兴，开创社会文化史新方向。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史研究显露出偏于精英上层和过于抽象的局限，史学界一些学者提倡研究社会史，将目光转向社会内部及下层民众。1986年，刘先生参与了由南开大学冯尔康、山西大学乔志强等几位先生共同发起的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标志着消失已久的社会史学科开始复兴。在这次会上，刘先生作了题为《复兴社会史三议》的发言，阐述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提出文化史研究向社会史深入的设想。随后又于1988年发表了《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一文，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史和文化史，是从不同方位出发，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她的这两篇文章，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新学科方向。

    此后，刘先生带领我们研究室团队，开始以“社会文化史”为主攻方向，协同开拓。当时中国大陆学界这个新领域既没有资料积累，也没有理论方法可资借鉴，刘先生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鼓励我们大胆创新。在她带领下，我们从基础做起，从基础资料的收集和基本脉络的梳理着手，借鉴传统史事编年和纪事本末两种体裁，分头撰写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完成全书140余万字，于1998年出版。刘先生为此书写的序言《青史有待垦天荒》，介绍了编写此书的缘起、立意及过程，阐述了社会文化史学科的理念、视角与创新意义。这套书成为社会文化史新学科的奠基之作，此后刘先生及我们团队成员，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拓，陆续作出系列研究成果，这一学科方向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展，并多源汇聚，不断发展壮大。

    刘先生一直立于社会文化史学术前沿，发表了系列探讨理论方法的文章，推动学科不断深化、成熟。同时她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发表了论述礼俗文化、衣冠之治、服饰文化、公私观念、日常生活、风俗习尚、性别意识等方面的论著，皆以其新颖的视角、深刻的阐释、独到的见解而享誉学界。2014年底我卸任室主任，为了总结记录研究团队开拓社会文化史近30年的历程足迹，也为了庆贺刘志琴先生八十寿辰，与团队同人一起编辑《社会文化史30年》，于2017年出版，该书汇集了刘先生及团队成员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代表性成果，作为献给刘先生的寿礼，表达我们的敬意。

    书写活历史 抒发真情怀

    刘先生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史学研究者，而是一位纵横文史、学通古今的大家，是一位胸怀家国天下，追求独立思想和文化创新的开拓型学者。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性情品格、精神气质、智慧才华，形成了别具一格、充满魅力、精彩纷呈的学风文风。她不仅撰写严谨、专深的史学研究论著，还写了不少谈史论学、品人论事的随笔文字，出版了《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千古文章未尽才》等随笔集，这些文字挥洒自如、汪洋恣肆，更见其真性情。

    刘先生前半生历经家国变故、政治动荡，直到中年才在独立思考中悟道治学。她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使我茅塞顿开，我从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她放弃仕途功利的诱惑，自愿选择清贫寂寞的学术之路，埋首书斋，以“探索历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为志业，她以徜徉于浩瀚的历史之中求取新知为最大的乐趣。她说：“对于研究工作，我并没有将它当作职业，主要还是兴趣的驱使”。正因如此，她以饱满的生命激情，不衰的学术生命力，旺盛的探索精神，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她解史不循既有框架，思想出之于独立思考，文字发自于真情实感，形成富有个性的风格。她自述自己的治学状态：“那使我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写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乐！”这种治学求知的快乐，使她直呼：“研究历史真痛快！”

    她治史重在求智慧、出思想。她赞赏刘大年、季羡林、杨向奎、孙思白等老一辈史学家，直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思考不止，保持着旺盛的思想力和创造激情，且多有著述精品产出，发表精辟睿智言论。她说：“科研不言老，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心态，也正是对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们学术事业的高峰。”“积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学者永远燃烧学业的青春。”她由衷赞叹“思想者不老！”

    她以“坐集天下之智，以善取为乐；不法前人后尘，辟蹊径求知”为座右铭，治学不循旧途，“不拘一格求真知”，力求书写“活”历史。她说：“史学也是人学，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芸芸众生的历史人物，各有个性和传奇经历，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事态发展又有多样性和情节性，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所以，她“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关注民众生活百态，从中发现蕴藏于社会生活中的民族智慧、思想底蕴和文化特性。

    她胸怀家国天下，心系民族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因而治史多围绕时代变革的普遍论题，著述常纵论古今变迁的得失大势，她说“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她不盲从，不阿众，对现实风云变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智的态度，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向历史中求取真知与智慧，故总能提出闪光的思想，写出富有个性和独创性的华彩文章。

    刘先生在她那一代人中个性鲜明、别具一格，但她又是那个时代所塑造和成就的一个杰出代表，在她身上体现着时代变迁所凝聚沉淀的精华。她的离去，或许预示着那个时代及她那一代人的渐行渐远。社会的曲折动荡，成就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纵观历史长河，每一代豪杰志士各领风骚几十年。刘先生精彩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后人的责任，就是继承前辈的精神和事业，继续奋进前行，为民族文化及学术事业作出我们这代人的贡献！

    刘先生的离开，使我们痛失敬爱的师长，小友李俊领代全体研究室同人为刘先生撰写了挽联：

    道义安人，志行侔岳，通诚明境界启后辈；

    文章济世，风骨峭冰，倚独立精神求新知。

    以此送别刘先生，表达我们的敬意，寄托我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