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杜威来武汉

    作为中国私立大学先驱，陈时曾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教育家”。他不仅倾家竭产、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也是首位走出国门、出席旧金山“万国会议”的中国大学校长（与郭秉文一起），并当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委员。中华大学还出现了“印泰戈尔，华蔡孑民，军蒋百里，政顾维钧，杜威哲学，康梁史经”等百名中外名家开讲的盛况。而且及门弟子恽代英、余家菊、冯友兰、王亚南、喻德基等，声噪中外。

    1920年11月，因余家菊与杜威之机缘、陈时的给力，促成杜威到武汉演讲。余家菊（l898－1976，字景陶）湖北黄陂人，1918年夏于中华大学中国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中华大学附中学监（教务主任）。后留学伦敦大学与爱丁堡大学，成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首倡者，“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构建者与践行者之一。

    杜威（1859-1952）是国人熟知的美国朋友，集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于一身。应其高足胡适、蒋梦麟、郭秉文之邀，于1919年春夏之交，开始了来华讲学之旅。

    中国高校借杜威在华之机，以多种形式邀请杜威讲学。其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校长陈宝泉近水楼台，于1920年春邀请杜威开办了研究生班——教育研究科，授课教师还有蔡元培、胡适、邓萃英等名师。余家菊就是此间考入该科第一班的，他认为杜威讲授的“思维术”与中国名师的风度，相得益彰，受益匪浅。在哲学人生观方面，“我受益最大的，杜威先生是第一人”。

    陈时治校不拘一格，校训、校歌、校徽与校刊相得益彰。1915年他斥资五万元、创办了中外发行的校刊《光华学报》后，就让还是学生的余家菊与恽代英参与编辑。余家菊的处女作《梦的心理学》即首发于《光华学报》，又被上海《时事新报》转载。又因中华大学名师邹允中教授的启迪，余家菊课余时间还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著《社会改造原理》。并经李大钊推荐，《北京晨报》迅速发表与结集出版。此间，适逢罗素从苏俄转道来华讲学，此书顿时洛阳纸贵，余家菊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黑马”。

    1920年8月，余家菊应聘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的湖南省教育会为筹备邀请杜威与罗素前往讲学，专门成立了演讲筹备会，同杜威与罗素均有交集的余家菊，因此被推为筹委会成员。此时的江西省府也已安排了罗素、杜威的讲学日程。

    只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只专注于穷兵赎武、敲剥民财, 无心顾及民生与教育，被称为“鲁人治鄂”。而且“霸王硬上弓”,勒令陈时呕心沥血创办的《光华学报》停刊。所以，此时的华中三省中，唯独湖北没有邀请杜威讲学。

    陈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昌明文教，启迪士林”，作为中华大学校友与利群书社社员，余家菊与同在湖南一师任教的陈启天深受影响。所以，他们特向师长陈时通报了杜威在湘赣演讲的行程，希望他居高一呼，填补湖北的空白。陈时当即拍电给蔡元培与余家菊，让其转呈给杜威：诚邀杜威来校演讲。同时，又将余家菊的信函转到利群书社的中华大学校友，让其投书报社给湖北当局以舆论压力。于是，10月16日以利群书社的名义在报界发表了《劝大家欢迎杜威》一文，文中指出：“当代实验主义的巨子德漠克拉西的明星，湖北人不愿亲聆他的言论、不愿承受这种精神吗？……杜威若能在武汉逗留几天，总于武汉的沉闷黑暗能有点改进，湖北的人正需要这一剂药。”

    另一方面，陈时又致电旧雨梁启超，冀讲学社敦促杜威到校开讲。余家菊与陈启天得知后，又直接投书《汉口新闻报》现身说法，吁请湖北各界闻风而动。他们这样写道：“我湖北学界素少名人演讲，而青年界无所刺激与滋养，致使思想消沉，活气衰减。……为湖北教育前途起见，函望武汉人士即刻联合敦请世界著名与全国属望之学者，就便讲演几日，使我湖北青年界闻其言论，睹其风采，为将来改进之机。”

    此消息不胫而走，社会舆论纷纷谴责湖北当局的不作为。陈时又联系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弟子，希望他们以学联的名义邀请杜威来汉演讲，并通过余家菊转呈。只是杜威到湖南与南昌的行程早已预定，中间要穿插到湖北演讲，只能待杜威抵达湖南后才能敲定。所以，1920年10月下旬，杜威首次过境武汉转车（因当时未修长江大桥，长江将京广铁路分为京汉与粤汉两段）时，没有在汉演讲，直接去了长沙。这是杜威首次与武汉擦肩而过，而没有擦出“火花”的缘故。

    10月25－26日，杜威、罗素先后抵达湖南长沙后，湖南省长谭延闿率军政、教育、工商、农会、学联等八个团体纷纷举行欢迎会或邀请发表演说，还安排杜威伉俪下榻于留美归来的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克卿）官邸，让其宾至如归。同时，又有蔡元培、章太炎、赵元任、吴稚晖等强大名家阵容助阵，掀起了阵阵旋风。其中，长沙《大公报》专门聘请北大学者专纪演讲辞，而且从杜威预约来湘时间，到抵湘后进行为期九天的演讲盛况，进行了全程报道或出增刊。

    杜威在湖南的旋风式演讲，其实用主义哲学与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在湖南一师演讲了两场，时一师附小主事（校长）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还发行了《杜威五大讲演》。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尔库塞认为，杜威与罗素的湖南之行，“给湖南这个内陆省份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再加上杨昌济与杜威的交谊，给毛泽东的哲学观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湖北为欢迎杜威演讲，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了由钱亦石（介磬）、林立（卓然）等组成的“筹备事务处”，并由留美博士林立（历任中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前往长沙恭迎。而湖北当局虽派外交顾问刘明钊与林立同往，但实为顾面子而不得已为之。又由于湖北的仓促邀请，以至于杜威 “仓促间没有预备演说题目”。

    “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11月3－7日，杜威在蔡元培的陪同下，转道湖北在武昌、汉口留下历史印迹。陈时在主持中华大学演讲仪式时，介绍了杜威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与中华大学校友余家菊的新谊。杜威则用英语激情演讲了《教育哲学》，体现了他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教育即生活。由正在美国攻读学位的中华大学教授邹昌炽翻译，而后将杜威的演讲要点汇集到校刊《中华周刊》上公开发表。同时，杜威对中华大学利用社会力量为中国社会培养人才，尤其是学生自治、男女同校等给予了首肯。汉口《大汉报》或辟专栏或出增刊，专题报道杜威在汉演讲，其《教育界的福音》文中称颂“杜威博士为今日之大哲学家，其所发挥为德漠克拉西之真精神”。

    经陈时介绍，杜威演讲后又乘兴参观了中华大学校友恽代英发起创办的利群书社。并作了即兴讲话，由恽代英现场翻译。杜威说，来前曾听余家菊介绍过这个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青年学生团体，又与长沙文化书社交流，经过现场观瞻，不虚此行，他为利群书社面向平民、改造社会点赞。

    杜威在汉演讲前后，《汉口新闻报》从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几乎每天进行连续报道。杜威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所作《教育与社会之进步》演讲时指出，“欲国之强，非注重教育不可。学校是发达的本能机关”。而中国疆域广袤，各地情况复杂，其教育发展水平不同，这决定论教育改革应有所侧重，诸如“注意小学教育和平民教育；男女必须受同等的教育；须注重穷偏僻壤的教育”。杜威的论断，尤其是职业教育，较为符合中国国情，至今仍具时代价值。

    在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说时，杜威作为五四运动的见证人，在称赞五四运动“很有效力”，反对压制学运同时，主张对学生校内外活动须加以指导，不能放任自流。他尤其赞赏爱国行动、办平民夜校等“积极的建设”。概括起来有三： “只做建设的功夫，不做破坏的功夫，不涉及其他分外的事情”；“学生的宗旨与做事总须一致”，绝对不能学生所持的宗旨是一套，所做的事情是另外一套，所持的宗旨和所做的事情不相符，这样只会酿成苦果；“办事总要出于精细的研究和大多数的讨论”，一旦做出决定后，就得不屈不挠、慎终如始执行。

    杜威在湖北教育系统讲演之后，还到政府机关与汉口商会演讲，由于主客双方准备不足，杜威只是利用湘、赣演讲的时间差，在汉临时“打穿插”，导致演讲难以有的放矢，有的听讲教员当场表示不满，甚至“逃席而去”。

    时至1923年，陈时出席“万国会议”期间，再度与杜威重逢；而且这种交谊传到了下一代，余家菊的长子留美时，杜威还设家宴款待。（裴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