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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3月04日 星期三

    “如果科技在人身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

    庄向阳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3月04日   13 版)

        如果仅仅因为《技术垄断》([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一书写于20多年前,因为科学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就轻易否定这本书的思想价值,恐怕不能不说这样的评判太草率了。正如《消失的童年》《娱乐至死》长销不衰,令人击节叫好一样,作为“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三的《技术垄断》也同样值得细心品读。

        从书的初版迄今,20多年过去了,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又取得了连串的进步和飞跃,互联网把人类社会连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信息加速流动,人工智能成为“显学”……种种变化更加印证了波斯曼当初的预言:人类在技术垄断的道路上以加速度前进,技术垄断的疆域不断扩大。因此,对于生活在今日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这本书不该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而应被我们反复阅读,该书字里行间,响着属于人文主义绵延的声音。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可以视为一部工具使用史。以工具的使用特点,或者说,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依据,波斯曼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以及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里,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最为漫长,直到17世纪,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属于工具使用文化阶段。17世纪,欧洲率先进入了技术统治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直至20世纪初,历时三个多世纪。而以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面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

        所谓“技术垄断”,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在一个社会里,技术享有绝对统治地位,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58页)。既然是技术垄断,技术所波及的疆域当然不限于科学技术,而是入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医疗、社会科学研究、政治生活等诸多领域,技术无不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

        要指出的是,技术的侵入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侵入常常在自觉自愿中发生,没有质疑,有的是欢欣鼓舞。技术垄断为何具备这般魔力?技术仿如深夜舞会上充满蛊惑力的女子,没人能够拒绝与之共舞,更少有人虑及共舞之后会怎么样。而这正是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书中发出的深深的担忧:不否认技术拥有美好且强大的一面,但希望选择一种态度,确立一道底线来面对技术,这道底线就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不是为应对科技而出现。在欧洲中世纪末期,正是人文主义的兴起,打破了教会的垄断局面,人的力量得到尊崇,人的价值被发现,也正是从此时起,教会逐步放弃了对整个社会话语的垄断权。耐人寻味的是,上帝走下了神坛,科技却登上了“神坛”:科技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未来,代表了秩序,代表了美好……代表了一切。

        从1911年至今已历100余年,人类寿命普遍增长,沟通更为快捷,旅行更为方便,甚至飞出地球进入太空,用赫胥黎的一本书名来形容,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里。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拜技术进步所赐,但是,人类过得好吗?

        不说别的,单说信息吧。波斯曼认为,印刷术的普及,制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巨变,比如美国就是“用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今天,我们更是处在海量信息包围之中。过量的、超过人大脑承载能力的信息,不仅推动了学科的细分、职业的细分、社会的细化,还使人患上了“抗信息缺损综合征”,一种文化的“艾滋病”。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个“躲猫猫的世界”。具而言之,就是不停地面对一个事件,又面对另一个事件,事件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人们精力耗尽,眼花缭乱,文化消散,社会无法凝聚。

        对于波斯曼所说的“躲猫猫的世界”,还有什么比微信公众号上的热点作了更生动的诠释呢?前天我们无不为“湖南教师举报操场偷工减料后失踪16年”而激愤,昨天我们的关注点又转移到“千亿市值地产公司董事长涉嫌猥亵女童被抓”,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是干垃圾湿了”,到了明天,总会有新的热点值得我们投射自己的注意力。面对这些事件,我们频频阅读、点赞、评论、转发,但至于事件后续如何发展?关注的人却微乎其微了。

        说到底,我们的眼睛从一个热点切换到另一个热点,频繁地转换信息目标,我们的神经总是处于兴奋状态,但是,这个世界却与我们没有发生更深的关联,没有因人们更多而更短暂的关注而变化,因为,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费信息。在这个“躲猫猫的世界”里,需要的其实是凝视,是持久的关注,需要把我们的热情、关切及思考长期地投注在周边的事物,以及影响深远的事物上,我们要学会理解事物的历史、背景及脉络,理解时还要怀抱着深切的同情。以上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且需要发自内心,而科技显然不能给予我们这些。

        社会科学研究,其实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出现就开始打上科学的烙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纷纷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如此,就偏离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就落伍,就出局。

        打开一本学术期刊,看到一篇以“确立健康目标有助于降低高热量食物消费”为主题的文章。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结论并不出我们的直觉和常识,但研究者郑重其事地假设、设计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最后终于验证了假设:倘若人们树立了健康的目标,就会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消费。因为所做的研究都是循着科学研究的规范进行,所以就被视为学术研究,发表在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类似这样的文章有很多。

        依循科学研究的规范,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也不乏上例这种“伪发现”“伪研究”混迹其间。在社会研究领域,通往真理的道路有很多条,科学的原则、方法怎能获得君临一切的绝对霸权?而事实是,“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以工具性、理性为旗帜,试图否定其他研究范式。结果,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生机,常常是模式化的、干巴的。波斯曼指出,社会研究的种种成果作为人类思想的凝结形式,“魅力来自于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

        《技术垄断》一书写作时,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诸多事物及名词还未出现,比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当然还有智能手机这样人人必备的工具。尽管如此,波斯曼也已敏锐地指出了人类面临的难题和困境,难题之一是波斯曼所称的“机器意识形态”。

        当人们用“计算机显示”这样的话为一段数据开头时,经由计算机处理过的数据就获得了一种先入的正确性,仿佛“此乃神意”的翻版,没有意识的计算机从而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这正是技术垄断地位的标示。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来自计算机的数据,甚至忽略了:数据从何而来?谁对数据进行加工?谁从这些数据中受益?

        波斯曼注意到,计算机与官僚主义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官僚主义者最喜欢计算机,因为计算机能为官僚主义者带来权威。

        谷歌、苹果、脸书及国内的百度、今日头条等著名高科技公司,哪一家不操掌着亿万人的心灵和隐私?有一个流行词叫做“算法”,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轨迹精确地为用户画像,向其投放信息,当然少不了广告和各种消费类信息。一切貌似为用户着想,殊不知所有的“算法”只能定格过去,而无法指向未来,所以这种画像也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科技最新的前沿领域,可能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后和最大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物理学家霍金提出了著名的“十问”,其中第九个问题便是:“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我们?”霍金提出了这个问题,试着做了回答,但是他的回答里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担心就是他的答案,技术永远是傲慢的,稍一疏忽,谁知道人类最后会陷于怎样的境地呢?霍金可能已经意识到,人类面临的难题与几十年前并无二致,人类仍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这位知名物理学家生命的最后,他其实是回到了人文主义者出发的地方。

        何谓人文主义?法国思想史家托多罗夫给出了人文主义的三根道德支柱:承认世界上的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尊严;将其他所有人视为自己行为的终极目的;人们的所有行为都应当出于自由选择,而非在外力的束缚下完成。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技本身,反对的只是科技不再是人类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了一种目的。

        看看现实吧,在科技垄断的逻辑里,人非但不是终极目标,反而沦为追求人之上的某种目标的手段。这些目标包括效率、规模、生产、欲望等等,原本只是人类获得福祉的手段和工具,反而让人变成了工具。伊斯拉谟在16世纪曾大声疾呼:“如果上帝在人身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那么人又有何用?”是的,在21世纪,我们是否也可以轻声发问:“如果科技在人身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那么人又有何用?”不论这种声音如何微弱,都是发自人文主义的悠长的声音。(庄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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