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为民请命从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身为流人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详见3版）
《传染的规律》借数学理论探究疫病真相
英国青年数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右右图）上周出版了新作《传染的规律：为什么扩散,为什么停止》。《传染的规律》厚352页，2月13日由韦尔科姆收藏社在英国出版。这是一本正当其时的著作，不仅因为蔓延中的瘟疫，也由于种种瘟疫般的观念正在世界横行。好的观念当然也有很多，只是善意的传播似乎常常难以抵挡恶意的扩散。比如，格蕾塔·通贝里的革命理想就远远不及阴谋论的蔓延速度。33岁的库哈尔斯基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相连的世界。观念、思潮，甚至疾病，统统都在更有力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思潮或疾病的传播有着相近的原理。促成它们爆发的，既有随机性，也有隐性规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规则，我们需要像数学家一样思考。
（详见4版）
乾隆南巡与“马背上的朝廷”
总体来说，乾隆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通过六次南巡，乾隆了解了沿途及江南的官风民情，知道了民间的百姓疾苦。正如其在四十九年（1784年）的御制《南巡记》中说的，“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作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事功之一，乾隆对南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南巡记》中，乾隆也清醒地指出，若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切不可轻言南巡。十余年后，乾隆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乾隆以后，清朝再无皇帝南巡。由此，“六下江南”是否就是乾隆中叶中国国势渐衰的原因，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详见9版）
日本人对中国古诗词的了解究竟如何
尽管近代以来汉诗文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下降，但汉诗文毕竟已经与日本文化水乳交融，难以彻底割舍，汉诗文对日本人的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组织志在推广汉诗的创作与吟咏，以2003年成立的“全日本汉诗联盟”为代表。但年轻人的参与度不够，也制约了汉诗文的进一步传播。还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读汉诗文用的是“训读法”，与我们直接用汉语进行阅读和理解并不相同。因此，许多日本人虽然学过汉诗，但不会汉语，也不会用汉语读汉诗。有些日本人对汉语声律缺乏理解便轻率作诗，闹出不少笑话，如汉诗爱好者幡谷祐一的“日本老干体”便曾引发日本网友的集体吐槽。总之，我们在认识到汉诗文在日本文化中重要地位的同时，也不必过于夸大日本人的诗词造诣，乃至于妄自菲薄。
（详见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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