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释疑

    《送东阳马生序》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以后（《初中语文》九年级课本下册），宋濂的勤学故事，广为流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励志经典。但是，我们解读这篇文章中，认为仍有问题需要深入探究。

    一、“从师”的“师”是吴莱：“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履，行深山巨谷中”，这个“师”是谁？他为何居住在“深山巨谷中”？

    宋濂一生拜过四任老师：启蒙之师是闻人梦吉，继后是浦江的吴莱、柳贯和义乌的黄溍。闻人师居住金华城里，黄溍居住义乌县城洞门，也在城里，求从二师都毋需“行深山大谷”。柳贯居住浦江通化乡横溪镇（今属兰溪市），虽是山村，处在是金华、建德交通要道上，也毋需“行深山大谷”。则所称“师”者，无疑是吴莱。

    吴莱何许人？名莱，字立夫，用宋濂的话来说，是浦阳江之上的“大儒”（《渊颖先生碑》）。学问大，人品高，尤其文章写得好，在元代后期是出了名的。前去求学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户外之履常满”。宋濂也是慕名前往。吴莱为何居住在“深山巨谷中”？到底在浦江县的什么地方？这要从他的爷爷辈说起。

    浦江吴氏是个大家族，诗礼济世、耕读持家，是其一贯传统家风。在唐末乾宁年间，为躲避战乱，吴氏先祖从常州迁居浦江吴溪，在今浦江县西部的花桥镇通济湖北边，风景很是优美。传至宋末元初，吴氏有兄弟三人：賨、埙、渭。賨无名气，埙、渭都不是简单人物。吴埙，乡贡进士，任浦江月泉书院山长。吴渭是饱学之士，被荐引入朝为官，是当时义乌县的知县。宋朝灭亡后，兄弟三人保持民族气节，不肯入元，和当时的方凤、吴思齐、谢翱结社共盟，组织了一个名为“月泉吟社”的社团。他们以吟田园风光为名，向天下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士征集诗歌，达近三千首。继请方凤、吴思齐、谢翱等品评等级，从中选出了280首，60位诗人，揭榜悬奖，最终编辑成《月泉吟社》一书。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民间征辑诗歌活动，借吟咏田园景色的名义，表达了“物是人非”的遗民情怀，既对宋朝故国无尽怀念，更是对蒙元统治控诉和抗拒，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蒙元统治者以屠戮暴行著称，铁骑所到之处，往往是鸡犬不剩。遗民的诗歌话动自然不能公开张扬。他们的场地选择，即进入远离吴溪的深袅山。《浦江县志》记载，深袅山，在县西南五十里，重峰复岭，峭拔千仞。其下溪流清澈，浦阳江的源头所在。更是浦江、建德、桐庐三县交界之地，往北上通富春江，往南下达金华城，交通并不闭塞。宋末文士群聚于此，在这些地方往来穿梭，至今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是一条极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南宋遗民诗路”。幸亏当时的蒙古权贵集团，似乎对汉族文化的精粹领会不深，没当一回事。要是遇上后来清朝满族集团的“文字狱”，“月泉吟社”的文士，恐怕一个也逃不了。

    吴莱是吴賨的孙子，但是，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叔祖吴埙、吴渭。三兄弟的后代子孙，以后都没有走出深袅山。吴莱的父亲名吴直方，元武宗至大年间，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情况下，只身“北漂”到大都，做上了集贤院大学士、荣禄大夫，是一品大官。南人在元廷一品官只有四人：吴直方、欧阳玄、赵孟頫、程巨夫。吴直方起初做了马札儿台太师家的塾师，并取得权臣脱脱丞相信任，为恢复中断近五十年的科举（好比恢复“文革”中断十年的高考），推行儒家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动摇了元廷以藏佛教为国教的基础，朝廷因此加速垮台。眼看一场祸乱将再起，元顺帝至正七年，这位一品大臣主动引退，回到了浦江深袅山终老。应该说，吴直方入元任官，没有失节，继承了父辈的遗志，是用特有的方式为大宋王朝报仇雪恨。

    有意思是的是，吴直方在朝廷做了大官，好像和儿子吴莱没半点关系，吴莱更没有走父亲的后门去捞一官半职，想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莱举进士不第，退归深袅山，四方学者称曰深袅先生”（《元史·吴莱传》）。吴莱喜欢在深袅山居住，由他的《深袅江源诗》可以作证：“半绕山根但一洼，真源凿破杳无涯。清澄灌或于陵圃，窈窕寻犹博望槎。积雨冲隄蜗自国，微烟羃渚鹭专沙。欲行复坐皆云水，只属骚人与钓家。”深袅山确实险峻。笔者虽和吴莱同乡，最近才第一次进入。山路去年开始通车，颠簸于盘山之道，盘旋蛇行而上，半小时后到山顶，才见吴氏家族的“四喜堂”故居。问了当地长辈，若无车路，上下山只有一条旧时留下官道，陡峭且艰险。进一趟城，早上5时起行，晚上8时方能回到家。其间辛苦之状，可以遥想。宋濂“行深山巨谷中”云云，是真实的感受。若非亲临其境，则体会不到如此深刻。况且他去的时间，“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也真不是时候。所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都是真实记录。

    二、“逆旅”在诸暨：“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縕袍弊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课文注释说：“寓逆旅，主人日再食：寄居在旅店，店主人每天供给两顿饭。逆旅，旅店。”这条注释表面看，似无疑义。若进一步发问：这“逆旅”是哪儿的“旅店”？是在深袅山吗？当时的深袅山也有旅店吗？

    吴莱一生做塾师，但是没有在深袅山开办过私塾。宋濂当年进入深袅山问学，是属于初次私访。时间在宋濂19岁前，师从闻人梦吉时，同门者有楼士宝、贾思诚、唐怀德等，在相互交流中知道浦江的深袅山有位高人吴莱。宋濂在20左右，有志于学“古文辞”，所以慕名入深袅山拜访吴莱，《送序》写的正是其初访的经历。深袅山是没有“逆旅”的，当晚寄宿在吴莱家里，不能称是“逆旅”。文中所说“媵人”，是吴氏家族中的佣人，也有可能是宋濂的侍从，不是“逆旅”的服务员。

    后来，吴莱出山执教于诸暨县白门方氏义塾，时间在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宋濂时年23岁。《万历绍兴府志》记载：“诸暨白门义塾，在白门。元方镒立，延金华吴莱为师，宋濓、王禕俱受业焉。”其实，和宋濂一起从学的，不光只和王袆二人，还有浦江的宣岊、郑浚、郑涛，义乌的楼士宝，金华的陈士贞，东阳的陈璋、胡翰等。像宣岊，家庭比较富裕，确实“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浦江郑氏义门子弟郑浚、郑涛，条件也不差，衣着妆扮，比起寒门出身的宋濂，自然也是衣冠楚楚，富态十足。但是，这都是表面的话。后来宋濂在追述这些人物时，如《故温州路总管府判官宣君墓志铭》，说宣岊虽“生长富家而不染绮纨之习。别无嗜好，唯购书不知休。或请脱衣巾以偿，亦不靳。入仕极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给于家，毫分不受于民”。可见，他当时并没有贬斥之意。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将他们认作是不甚好学的“纨绔子弟”。同门学子的寄宿之处，才是“逆旅”，確切地说，是白门方氏私塾的旅店。供两顿饭的“主人”，是诸暨白门方镒。序文“寓逆旅”以下一段，分明是记述在白门书塾求学的经历，和前面一段初访深袅山的经历，是两段不同时间、地点的故事。所以供两顿饭的“主人”，更不可张冠李戴，误为深袅山的吴氏了。

    三、“马生君则”其人：“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这个“马生”是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关于“马生”，一度成为学者考证的热门人物，学术界对“马生”有种种揣测，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认为“马生君则”是“马从政”（周明初《〈送东阳马生序〉人物考》，载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其实，种种说法多无可靠文献支撑，臆测水分太多，都不甚靠谱。

    《宋濂全集》中还有一篇涉及“马生”的文章，多为学者忽略。考证马生这个人物，必须通读《宋濂全集》，不能局限于一篇《送序》。这篇文章是为《东阳马氏宗谱》所作的题跋，名曰《题马氏谱图后》（见《芝园前集》卷五），说：“同郡马生铨，其先出于唐太师北平庄武王燧。北平五世孙大同，来为婺之东阳县令，咸通五年，遂卜居松山之下。县令十世孙承节郎乔岳，宋崇宁五年，又自松山迁仁寿之兜鍪山。承节七世孙克复，尝以武显节制婺州屯戍军马，兼中书省计议官，兼浙东降断斩斫使讨寇事。计议四世孙，则铨也。铨以县学弟子员，贡入成均，惓惓于谱事，唯恐废坠，间请予题其后。”马铨“以县学弟子员贡入成均”，和《送序》的“马君则”“太学生”身份完全相同。很显然，此文的“马铨”，和《送序》的“马君则”应该是同一人。古代所取的名和字，二者多属同义或者近义的关系。名，往往是单字；字，往往是复合字。铨的意义，是秤，即“秤锤”。则的意义，也有表示衡器意思，指“秤锤”。《史记·律书》：“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湘潭出土宋铜锤铭文：“铜则，重一百斤。”铜则，即铜锤，是衡器。据此，铨，是名；君则，是字。《题跋》以名“铨”称，而《送序》以字“君则”称。《东阳西源马氏宗谱》的“外纪”有“花园下府派”，其《世系》的第六世祖有名“铨”的人，既无子嗣，又无兄弟。父名“植”，未仕。祖曰世昌（第四世），知平江府兼发运使。曾祖曰扬祖，宋末太师马光祖的族弟。高祖曰益。益的父曰之纯。属“坊墎派”马氏后裔。时间也对得上号。遗憾的是，笔者走遍了东阳大地，没有找到《花园下府派马氏宗谱》，可能已放佚不存。上海图书馆仅存一册残本，也查不到需要的内容。

    东阳市婺剧团最近创作了一个以“马生”为主要角色的剧本，在本地区公演了多场，据说反响强烈，东阳后世子孙颇以此为自豪。戏中的“马生”做过县令，是个海瑞式的大清官，在反腐方面“走在前列”。那是无端杜撰，而不是历史。

    四、“朝京师”及写作时间：“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譔长书以爲贽，辞甚畅达”。课文注说：“朝京师，这里指退休后进京朝见皇帝。”

    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没有规定一定要上京朝见皇帝，明代也是如是。但是，对于宋濂来说是个特例。明太祖朱元璋给宋濂立了规矩：退休后“岁一来朝”。表面上似乎是明太祖舍不得宋濂退休，实际上是要继续控制他。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手段也极为残忍的皇帝。“伴君如伴虎”，平时宋濂和谁在一起吃饭，他都要派人盯哨，然后再追问宋濂。如发现回答有出入，那是欺君之罪，后果不堪想象。明太祖在位三十余年间，几乎杀光了所有和他同时起事的功臣、元勋，尤其到了晚年，其猜忌心已到了迷狂程度，即使像宋濂如此老实巴交的文臣，也不肯放过。其处境之险恶，不难想象。

    宋濂退后，总共“朝京”三次：首次在退休当年的十月，即洪武十年（1377）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辞归，留京城二月。第二次在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至次年（1379）正月归浦江，留京一月，且在京城过年。最后一次在洪武十二年（1380）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京，方孝孺随侍，待京时日不详，恐怕也是在京城过年。洪武十三年后，宋濂没有再去朝京。冬十一月，孙子宋慎涉入了胡惟庸党案，宋濂举家连坐被刑，投入大牢。如果不是太子朱标和马皇后极力劝谏，恐怕也是死于屠刀之下的冤鬼。最后，宋慎、宋璲坐法被处死。宋濂及长子宋瓉等全家流放到四川的茂州安置。十四年（1381）七月，至夔门病死。结束了其悲剧性一生。

    宋濂《送王文冏序》：“（洪武）十二年春，复诏大臣曰：‘朕甚欲尊显诸生，虑其未悉吾意。诸生入学之日久矣，其令归省其亲，赐其二亲帛各四端。’”大明皇帝发了“恻隐”之心，在京师的太学生都放假回家探亲，带上了朝廷发送父母的礼物“帛各四端（缎）”。太学生马铨也正在其列，恰好宋濂在京师，所以前来辞别。《送东阳马生序》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洪武十一年末至十二春的第二次朝京时。

    （黄灵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