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初心

    江春泽教授与我曾经同学，20世纪60年代初同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系由中国经济学老前辈、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教授黄松龄先生担任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宋涛系主任为副导师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导师制正规研究生。黄老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此时，可能是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除招研究生外，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成员除人民大学有若干位教师外，还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各借调一位教师来参与研讨。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当然也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

    我们这几位研究生，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单独招考和录取的，专业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众多报考者中，仅从北大、南开、复旦和吉大四所大学中录取了6位。这6人中，我们5位都是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只有江春泽女士已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了6年，并已具备讲师资格，她年长于我们，我们都称她为“江姐”。我们所读专业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制为三年，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强调读原著（包括哲学和经济学说史），专业课主要读《资本论》（1-3卷和《剩余价值学术史》），以及其他有关经济学的马恩列斯经典原著。最后，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生毕业后，江春泽、罗肇鸿和我分别被分配在不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幸运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江春泽和罗肇鸿分别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美国和英国两年，我被派往南斯拉夫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我们都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担任了博士研究生的导师。而且，由于时代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又不约而同地耕耘在比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江春泽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后来又长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司、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担任司局级职务，但继续做研究工作。她在数十年的政府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中都有过突出的贡献和重要影响。江春泽教授作为学者，她勤于学习和思考，勇于探索和创新，作为政府官员，她思想敏锐，善于把握政治大势，从而，能够将所学所思恰当地运用于实践。她把比较经济学与我国经济改革密切结合起来，正是她进行比较经济研究的长处所在。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她从1979年就已经萌发“通过国际比较来寻求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想法。于是，她拼命学习塞语和英语（其第一外语是俄语），一边学习外语，一边研究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和美欧的发达市场经济制度。1980年她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委托组建“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并成功组织过在昆明举行的全国性的南斯拉夫经济研讨年会，组织研究会骨干翻译和撰写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南斯拉夫的著述。她还积极参加南共联盟中央委员科拉奇、科学院院士马克西莫维奇以及一些西方学者来华的讲座与讨论，组织翻译南共领导人兼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的名著《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并应邀为理论刊物写了该著作的简介。当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形成的“南斯拉夫热”，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她的启发和带动下，针对当时国内经济工作中积累率过高、人民生活欠账太多的情况，我们曾合作撰写过《南斯拉夫积累和消费关系的现状与问题》，受到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刊载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刊(1980年第5期)上。

    20世纪80年代，她还曾经被公派美国访问研究两年。期间先后对伊利诺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东部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阅读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出席了全美相关机构举办的苏联东欧学科第三次世界大会以及学术机构的各种研讨活动。并利用各种机会，对美国市场经济实践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考察和体验，并且还利用应邀讲学的机会，飞往英国和欧洲，对东西德国、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进行考察，特别是对北欧尤其是瑞典进行学术访问，拜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林德贝克，听取并与之探讨了“瑞典模式”的特殊性和利弊得失。1996年，她还率领一个小组，赴俄罗斯考察其向市场经济转轨情况和问题。通过与各派代表人物进行访谈，并实地走访若干工厂、企业 、市场，深刻感受到俄罗斯采用西方自由派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进行激进改革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后果。

    1988年6月，江春泽教授走上政府工作岗位，直至2000年退休，她先后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担任司局级职务，其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运用其在经济学与比较经济学领域积累的知识与经验，研究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服务，其研究成果有学术著作（例如《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等），也有工作报告，有公开发表的，也有许多是呈送中央、没有发表的内部文件（例如曾主编100期《国外经济体制研究》内部期刊）。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国家政策的形成，都很有价值。1990年国家体改委上报了她撰写的内部研究报告，提供西方经济学界百年大论战的理论信息，说明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而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后来的实践表明，此报告的主要观点曾被中央决策层所采纳。

    她关于比较经济研究的成果，除不宜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和已经出版的书籍外，经作者选择整理而编纂成现在这一集子，名为《比较经济研究文选》。这本书的鲜明特点和优点，即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注重调查研究，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有些是亲赴国外参加会议或考察访谈取得的材料，得出研究性结论，再形成政策性建议。她的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研究目的很集中和明确 ，即通过历史和现实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来求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经济目标模式”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以自己的研究材料和思想，充分说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排斥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而许多苏联东欧国家在确立走市场经济道路之时，又抛弃了社会主义旗帜，只有改革后的中国做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所谓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其“特色”就在于其是“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思想体现在她这本“文选”的字里行间，也体现于她“文选”之外的各种会议发言及她撰写的各种内部报告中，尤其体现在她2014年出版的《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一书中。

    江春泽教授在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与求证，整理和出版自己的《文选》，读者对其中各篇论文一定会感到浓厚兴趣，特别是那些曾经亲历40年改革开放的学者和各界人士，会产生甘苦共尝的同感，同时会引发温故而知新的思考。即使对于没有上述那些经历的年轻读者，了解一些改革的历史和理论，对现在和未来也许会有所启示。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并且取得世人瞩目的光辉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全国上下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针对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新问题，进行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新的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与学科发展也将任重道远，希望寄托在青年学子们的身上，衷心祝愿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创造出更多更杰出的创新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