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施康强先生二三事

    万万想不到， 比我年轻六岁的施康强先生竟然先我而去了，噩耗传来，不敢置信。他的突然辞世，令我万分痛惜，回想起与他的交往，真的是思绪万千。

    我与施康强在北大同班，同窗四年。他是公认的才子，学业远比同班同学优秀，不但无人对此抱有丝毫异议，而且无人敢与他比试，遑论赶超。二年级时，他就协助盛澄华先生翻译俄文资料，被盛先生誉为比老师强的学生。由于他成绩优异，因而学习轻松，别人做作业忙得不可开交，他却有大量时间看“闲书”，像海绵一样吸纳各类知识，关注法国文学自不待言，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以及其他文史类图书，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知识储备，在此后的翻译和散文写作中，他才能奔放自如，举重若轻。

    1963年夏季，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校园生活，他回上海老家度假，我去上海与相识多年的女友结婚。我俩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宾客，婚姻登记完成后，住进一所简陋的弄堂旅店的一个亭子间，人生大事就此宣告结束。施康强自告奋勇，要为我俩照相，我喜出望外，约定某日在复兴公园某处见面。我俩如约而去，他已在此等候。在那个年代，相机是稀罕物，普通百姓很少有人拥有，想在公园里照相，通常只能找个在此设摊营业的照相师，固定的背景，固定的姿势，哪里比得上自备相机。施康强为我俩拍了多张，我俩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连声说“哪里，哪里！”回想起来，我俩真是太不懂事了，连喜糖都没有给他，更甭说请他一起吃顿饭了。

    毕业之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他分配到外文局，在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做中译法的工作。我则被分配到农机研究院，翻译法文农机具资料。

    转眼便是文化大革命，我随妻子去了鄂北大三线，建设第二汽车厂。多年后回到北京，住在西城三里河。那时施康强住在大慧寺路上的单位宿舍，离我家不算很远。其时，他患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症，经常头晕，晚间往往不能读书写字。每逢此时，他便搭电车来我家聊天。我那时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翻译，干着自己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工作，他的来访总能带给我许多欢乐，每次我都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关同学和法语界的信息，让我这个早已淡出法语界的人，强烈地盼望有朝一日能真正学有所用。这样的交往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惭愧的是，每次交谈，总是他付出，我收获，我实在没有能力让他有任何收获。我为自己的无知自惭形秽，却为有这位并不因此而鄙视我的同学而高兴。

    开放改革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总算用上了法文。1986年在法国访学时结识了北大同学陈祚敏，他与施康强同在中央编译局工作，两人的办公桌面对面。回国后我多次去编译局通过他借书，每次都会与施康强闲聊几句。八十年代末，他和陈祚敏都搬家到德外功德林附近的单位宿舍，我家则搬到学院南路北师大对门。两处相隔不远，我去过他家和陈祚敏家做客，不过，施康强似乎只来过我家一次，那是1999年某月。

    施康强受上海《文汇报》陆灏先生之托，将法国史学年鉴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名著《莱茵河》译成中文。尽管他曾与顾良先生合作，翻译了布罗代尔的长篇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或许他不太钟情于此类人文社科著作，于是问我是否愿意接下这件活。我当时恰好手头没有活计，何况是施康强推荐，能得到他的信任，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某日他把书送到我家来，这便是我记忆中他搬家后到我家唯一的一次。此书译毕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五年后转入商务印书馆再版，并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00年，我写了一篇批评某君译作的文章《<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择误》，投寄《历史研究》。该刊副主编张先生审读后准备刊出，为尊重被批评者的权益，他向我建议，将我的文章转给某君过目，并请他撰写答辩，两篇文章同时刊出，我立即表示同意。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张先生来函告知：某君已将我诉至海淀法院，状告我损害他的名誉。我回称可能是他虚张声势，张先生说他已请了律师，官司恐怕是要打了，让我严阵以待，文章当然不会刊出了。我一时有点沉不住气，不知道自己对某君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文章是否对他构成损害，真要诉诸公堂，我是否有胜诉的把握。犹豫踌躇之际，计上心头：何不请施康强诊断一下，我这篇文章是否在理，有没有损害被批评者的名誉，万一真的打起官司来，我有多少胜算。为此，我专程将文章送到他家，请他拨冗细看一遍。等了几天不见他回音，我憋不住打电话问他，电话那头传来开怀的笑声，我忙问何故，他说“许明龙，你马上就要扬名全国了！”我问此话怎讲，他说：“这种官司至今还无人打过，这次若是真的打起来，你必胜无疑，岂不是要扬名全国吗？”听得出来，他不是在打哈哈，我忐忑不安的心绪顿时全然化解。施康强说我对，那还能有错吗？果然是某君虚张声势，我始终没有接到法院的应诉传票，文章则在折腾很久之后刊出在《博览群书》上。

    施康强的学识之渊博，译文和散文水平之高，已获学界公认，我这个外行人无缘置喙。就为人而言，我深感他至少有两大突出优点值得我们颂扬和引以为榜样。他才华出众，学贯中西，在我们同学当中堪称鹤立鸡群，但他从不恃才傲物，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傲气，无论对谁，他始终是笑容可掬，每当有人当面恭维他时，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当真。其实，不但赞扬他的人很多，想方设法一睹尊容的粉丝和崇拜者也为数不少，但他把这些看得很淡，从来不事张扬。其次就是他乐于助人，我便是一再受惠于他的一个，这些已在前面说到，不再赘言。

    他走了，走得如此匆匆，痛惜的心情难以言表。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散文家，我们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让我们永远怀念他，愿他在彼岸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