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舰同䑸在海心：蒙古帝国的制度经纬

    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中有个情节：状元金雯青出使德国，以八百镑买到一幅中俄交界地图，他之所以耗费重金，于公而言，是为了勘定国界，于私而言，却是为了修补他的一部元代史著作。

    小说中的金雯青，影射的即是清末外交官洪钧（号文卿），购买地图也实有其事，事后证明这幅地图是假的，还引发了中俄间的一场外交纷争，洪钧因此郁郁而终。他一生致力于元史，其采撷西文资料撰成《元史译文证补》，直接影响到屠寄、柯劭忞等人，形成了一波元史研究的小高潮。

    后来居上是学术之常态，迨及冯承均、姚从吾、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等学者负笈欧洲，发现洪钧多有讹误，原因是洪氏不擅外语，而元史研究除蒙古语之外，还涉及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亚美尼亚语、拉丁语，更不用说汉、藏、回鹘、英、日、法、德、俄等文字，学者耗费一生精力也难以穷尽。

    读到邱轶皓所著的《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一书时，深感书名之深中肯綮，元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溢出了“朝代”所能概括的范围，只有置诸“帝国”的视野之下，才能明了关山迢递和文化冲突造成的东西交流的复杂性。

    书中专章讲述了一个案例：波斯语、阿拉伯语等文献中，有一个名词jūng专指中国帆船，邱轶皓证实这个词源于汉语的“䑸”，在元代䑸有船队、舰队的意思，经“东西交流”之后，被吸收进了多种西方语言，反倒是汉语中的“䑸”随着时光流逝，不再具有船队的词义了。

    还有一个见诸史册的例子，元代有一种高等级的“质孙宴”，又称“诈马宴”，与会者须着御赐的质孙服，但这种特殊的宴会源自何方，后人已经弄不明白了，清代乾隆皇帝是懂蒙古语的，他也胡乱解释了一通。直到当代，学者们才弄明白，诈马系波斯语jāmal（衣服）的音译，而质孙为蒙古语jisun（颜色）的音译，两者其实指的是一回事，也就是金锦衣。

    如此绮丽多变的文化交融，自与蒙古帝国的征服史有关。从1204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百余年间，蒙古军队几乎打遍整个亚欧大陆。能够阻止他们进攻脚步的，只有天灾、大汗崩殂和眼花缭乱的内部纷争，唯一的例外可能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这是一支类似于《权力的游戏》中“无垢者”的奴隶军队，他们于1260年在艾因·贾鲁平原战胜了蒙古骑兵。

    马穆鲁克能够取得胜利，并非武力过人，而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一桩意外事件：此前一年，率军攻打南宋的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身亡，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争夺汗位大打出手，原打算出征埃及的旭烈兀（他也是蒙哥的弟弟）闻讯，决定放过马穆鲁克，返回波斯。这一过程正可见蒙古的帝国特色：统一在大汗名下的巨大疆域，以及不断发生的兄弟阋墙之争。

    蒙哥汗统治时期，夯定了蒙古帝国的权力框架，哈拉和林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继任的忽必烈继续拓展疆土，稳定时期的蒙古帝国包括已在汉地建立的元朝，位于今伊朗一带的伊利汗国，位于今天俄罗斯西部、乌克兰一带的金帐汗国，以及位于今天中亚一带的察合台汗国（另外窝阔台汗国于1309年灭亡，其领地分别并入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可以想见，早期“混一”于大汗旗下的众汗国，在延续草原时代蒙古传统的同时，必然因时因地制宜，各自衍生出新的制度，这也就是蒙古各汗国施行的“二元官僚制度”。

    邱轶皓在前辈学人“审音与堪同”的研究基础上，更注重于“比较不同文献中关于某一同源制度在各个汗国中的发展演变的轨迹，通过对制度的比较，将研究的对象从点扩张到面”。他敏锐地注意到，在各蒙古帝国继承国家中，均存在一个“由‘四怯薛’制度演变而来的，并被少数非‘黄金家族’出身的蒙古贵族世袭垄断的权力核心”。

    “怯薛”是成吉思汗亲手组建的近卫军，分别由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及其后裔统领，兵员来自贵族、大将等功勋子弟，轮番值班，负责大汗（皇帝）宿卫，在蒙古帝国的军政系统中地位极高。根据邱轶皓的观察，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四哈剌出·拜”制度，伊利汗国的“四兀鲁思异密”，与中土的四怯薛制度，都是蒙哥汗时期变革和强化怯薛组织的结果，可以视为蒙古帝国早期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之一。

    怯薛与各汗国文官组织形成的二元官僚制度，在中土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和历朝官修史书一样，《元史》中同样辟有“职官志”，仅从条目上看，除了行枢密院和行中书省之外，似乎与汉地官制区别并不大，但前人已经指出，元代执掌兵权的枢密院要职，以及至关重要的右丞相一职，通常都是由怯薛背景的高官担任的，这个隐藏在史官程序化叙事中的要点，假如不是研究者特意点出，很容易让人忽略。

    相比怯薛高官，元代广为人知的丞相桑哥、阿合马，表面上权倾一时，实际根底尤有所不足，所以下场都不太好，原因在于他们既非“大根脚”出身，也不拥有兵权，最多只算是高级职业经理人而已。伊利汗国后期宰相拉施特，曾以波斯语写成蒙古史巨著《史集》，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遭人诬陷惨死在蒙古异密手中，究其根源，也与这一制度安排有关。

    由于文献繁难，元史—蒙古史研究取得的些微突破，都来之不易，《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精微之处还有许多，作者能够在审音与堪同的基础上，勾勒出六七百年前蒙古帝国的制度经纬，功力实属不凡。跟随作者的视线，于浩瀚如烟海的史料中，领略“万舰同䑸在海心”的风采，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