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在狐狸与刺猬之间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在二战爆发前的一次宴会游戏中，一位在牛津大学修古典文学的贵族，把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这句诗告诉了以赛亚·伯林。没想到这句酒后闲言，竟激发了伯林的思想火花，催生出他著名的“思想史面貌”二分法。1951年，伯林撰文《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后来稍加增补，题目也改为广为人知的《刺猬与狐狸》。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伯林先对“刺猬”和“狐狸”进行了界定和区分。约而言之，“刺猬”即一元论者，“狐狸”即多元论者。具体而言，刺猬型人格“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而狐狸型人格“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补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又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

    紧接此二分法，伯林分别列出了一长串刺猬和狐狸的名单——首先，作为对比，但丁是刺猬，而莎士比亚是狐狸；此外，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猬，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为狐狸。此法简便易行，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开山利器，至今仍被知识界津津乐道。然而，至于伯林自己到底是刺猬还是狐狸，却成了困扰其终生的问题。

    在伯林去世之后，思想界面对他的精神遗产见仁见智，称其狐狸者有之，称其刺猬者亦不乏其人。俄裔加拿大学者、政论家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在其《伯林传》一书中对此问题亦举棋不定。一会儿说他是“一只渴望成为刺猬的狐狸”（p233、275），一会儿又说“这只狐狸已经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刺猬”（p272）、“他试着说出他这只刺猬一直都知道的那件大事”（p386）。

    1950年代初，伯林终于发现了自己得“刺猬之知”——自由及其背叛。1958年，伯林在获得牛津大学教授职位时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中将自由的二律背反这一大知表述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吊诡。简而言之，消极自由是指主体不受他人干涉和控制的自由，积极自由是指主体做自己的主人以自我实现的自由。这种区分看似一体两面，差别不大，然而，“在历史上，‘积极’与‘消极’的自由观，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不一定依照逻辑常理，终至演变成直接的冲突”。这一对概念其实与贡斯当、穆勒以来的相关论述一脉相承，伯林的独创之处在于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吊诡归因于内在于人性的人格分裂：“其一是先验的、支配的控制者，另一则是需要加以纪律、加以约束的一对经验界的欲望与激情”，即理性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分裂与对抗。 

    伯林终生推崇消极自由，对积极自由保持高度警惕。推崇消极自由必然会导向对价值多元论的捍卫，自由正是多元论的前提，此即伯林所谓“自由的优先性”。由于自由首先是选择的自由，伯林意识到价值冲突的不可避免，选择其一即意味着放弃其他，这就是选择的悲剧性。伯林认为，自由本身就是价值之一，虽然自由有必要受到社会正义的制约，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减少不平等的耻辱，因而去削减或者丧失我的自由，却又没有能借此具体地增益别人的个人自由，那么，所发生的是自由的‘绝对丧失’”。

    1979年，在为耶路撒冷文学奖所作的受奖辞《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中，伯林十分巧妙地把他的自由主义为人类寻求归属所作出的贡献归功于犹太教，身为犹太人就意味着对孤独的特殊体验以及进而对归属渴望的深切理解，“归属不仅仅是对于土地和国家政权的占有；它其实是被人理解这一状态本身”（p397）。这就把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与其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了。伯林在二战期间一度担任英国外交官员，战后深度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关系亲密，后者曾邀伯林任他的参谋长。不过伯林晚年还是回到了牛津象牙塔中，经由观念史的研究阐发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1997年10月16日，伯林写下了一份意味深长的声明，“恳请以色列人民接受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永久性土地分割。耶路撒冷必须继续作为犹太国的首都，但他同时又敦促以色列人同意联合国制订的一份国际保证书，以保障穆斯林进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他告诫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只会带来双方坚持本民族第一的恐怖分子无休无止的恐怖活动以及野蛮的战争。”（p403、404）同年11月5日，伯林去世。以色列各报纷纷刊载他最后的那份和平呼吁书。伯林这份临终声明被视为“对自己的生活作一番整理，与自己的良心言归于好”（p404）。陆建德先生指出，“伯林一生擅用狐狸的机巧多变来表述他锡安主义的‘一大知’”，认为伯林是一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参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

    叶礼庭认为伯林的核心信仰即“相信道德多元论、自由主义以及这二者互为因果”，他是第一个提出多元论需要自由主义的人。然而，这也正是伯林自由主义思想的“命门”。1961年，另一位犹太大思想家，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教父的列奥·施特劳斯撰文《相对主义》，矛头直指伯林的逻辑软肋：既然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伯林却又强调自由优先，消极自由具有绝对价值，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施特劳斯还进一步指出，伯林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主义，而后者正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施特劳斯对伯林的批判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伯林的“思想史面貌”从此就更加模糊难辨了。

    伯林的思想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早在全灵学院时期，伯林就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十分倾倒，一度沉迷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并同其重要成员艾耶尔私交甚笃。伯林曾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有过讨论，但没能给对方留下多深的印象。那次会面为伯林的纯哲学生涯“划上了一个既非事实上也是象征性的句号”（p124），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伯林的政治哲学转向。但自由主义价值多元论同维也纳学派的“宽容原则”是一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建立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语言形式。”（参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p90）伯林在谈及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时也强调：“最低限度的宽容，不管你情不情愿，都是必不可少的”。（参《伯林谈话录》p40）

    作为伯林的俄裔同胞，且曾担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2009-2011）的叶礼庭，对伯林的论述充满了“了解之同情”，擅于通过充满人性的细节来勾勒出历史的线索与思想的肖像。1909年，伯林出生于俄国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一个犹太木材商家庭，在里加、彼得格勒度过童年，十月革命后，12岁随父母移居英国，19岁考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修古典文学，23岁考选全灵学院研究员，成为首位入选这个英国顶尖级精英俱乐部的犹太人。伯林温和圆滑，很快便融入了英国社会，乐不思蜀，一生安逸逍遥。1945年，伯林以联合国成立大会英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苏联，在列宁格勒与阿赫玛托娃彻夜长谈，由于担心破坏气氛而憋着尿。天明回到住处，伯林一头倒在床上，直呼：“我恋爱了，我恋爱了。”（p215）当作者问到他何以生活得如此“平静、神秘、幸福”时，伯林淡然答道：“我的生活方式比别人想象的要浅薄的多。”（p395、396）无论其思想是否可信，伯林其人的确是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