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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蝙蝠这种低调的动物在最近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蝙蝠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最近人们关于蝙蝠的讨论和分歧便反映了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
一、西方文化中的蝙蝠
蝙蝠是世界上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既非“飞禽”，亦非“走兽”。三国时期的曹植曾经写过一篇《蝙蝠赋》，称蝙蝠“尽似鼠形”“谓鸟不似”，说的是蝙蝠长得像老鼠，又有些近似于鸟。中国的不少古书，便误将蝙蝠归入禽类。直到18世纪，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在其著作《自然之和谐》中仍对蝙蝠属于鸟类抑或兽类拿捏不定。
《伊索寓言》记录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鸟类与兽类相争，蝙蝠置身事外。
鸟类来邀请蝙蝠：“来加入我们的阵营吧！”蝙蝠回答道：“我是兽类。”
兽类也来邀请蝙蝠，蝙蝠则回答：“我是鸟类。”
后来鸟类与兽类握手言和。蝙蝠去参与鸟类的庆祝仪式，被鸟类拒绝了。蝙蝠又想加入兽类，同样吃了闭门羹。（《鸟、兽和蝙蝠》）
这则寓言讽刺的是“墙头草”。《伊索寓言》中还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的故事：
一只蝙蝠跌落在地上，被黄鼠狼逮住，蝙蝠请求饶命。
黄鼠狼说自己平生最恨鸟类，绝不会放过蝙蝠。蝙蝠辩称自己是老鼠，不是鸟，于是被放了。
后来这只蝙蝠再度跌落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逮住，蝙蝠请求饶命。
这只黄鼠狼说自己平生最恨老鼠。于是蝙蝠说自己是鸟，而非老鼠，于是再度逃过一劫。
这则故事同样是就着蝙蝠似鼠又似鸟的形象发挥的，故事中的蝙蝠可谓圆滑。唐人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引《佛藏经》：“譬如蝙蝠，欲捕鸟时，则入穴为鼠；欲捕鼠时，则飞空为鸟。”可与《伊索寓言》的这个故事参看。
在《伊索寓言》中，蝙蝠的形象大多并不光彩。这是古希腊的情形。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源头——希伯来，同样对蝙蝠没有好感。在摩西五经之一的《利未记》中，蝙蝠被归入“可憎，不可吃”的范围。
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形象相当负面，甚至是邪恶、魔鬼的象征，这与其狰狞的面目、夜间活动的习性以及阴暗潮湿的生活环境有关。西方神话中的恶龙与恶魔撒旦，长着类似于蝙蝠的翅膀，恶龙、撒旦和蝙蝠在形象上是同构的。此外，蝙蝠还常与女巫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邪恶的意象。
在吸血鬼的传说中，蝙蝠还是吸血鬼的化身。大家现在所熟悉的长着尖牙、身着黑袍的吸血鬼形象，是18世纪以来文艺作品结合美洲吸血蝙蝠的形象产生的。大多数蝙蝠以植物的果实、昆虫等为食，只有中、南美洲的三种蝙蝠（分别是吸血蝠、毛腿吸血蝠和白翼吸血蝠）吸食动物的血液。因此，吸血鬼与蝙蝠发生联系，实际上是在发现新大陆之后。
英文中的许多习语，如as blind as a bat（像蝙蝠那样瞎）、crazy as a bat（疯狂得像蝙蝠）、be bats（发疯）、a bit batty（有点反常）、have bats in the belfry（异想天开），都不是什么好话。在俚语中，bat（蝙蝠）一词又喻指“妓女”和“丑妇”。
总体来说，蝙蝠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的符号。美国DC漫画中的蝙蝠侠则是正面的超级英雄，他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
二、中国文化中的蝙蝠
鲁迅曾在《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的蝙蝠虽然偶尔有差评（如曹植《蝙蝠赋》），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吉祥物的面目出现的。
清人孟超然所撰《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卷下云：“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鲁迅《谈蝙蝠》也说：“（蝙蝠在中国有好的名誉）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由于“蝠”与“福”谐音，因而蝙蝠成了中国“福”文化的化身。
一般来说，体型越小的动物，代谢率越高，心跳越快，寿命越短。但由于蝙蝠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和DNA修复能力，不易感染病毒，也不易得癌症，故在哺乳动物中属于寿命较长者，最长可达三四十余年，而同等身型的老鼠寿命仅有两三年。因此，蝙蝠还成为长寿的象征。
蝙蝠作为一种意象，被赋予了许多吉祥的意义：蝙蝠倒悬而睡，指“福倒（到）”；红色的蝙蝠，指“洪福”；五只蝙蝠，指“五福”；与鹿一道出现，指“福禄”；与桂花一道出现，指“富贵”；与寿星、寿桃一道出现，指“福寿”；此外，红色的蝙蝠还常与捉鬼的钟馗一道出现。
尤其是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频繁出现。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宅邸的恭王府，更是装饰了9999个蝙蝠图案，被誉为“万蝠（福）之地”。
古人认为蝙蝠能带来福气，期待蝙蝠能够光临自己的屋宇，与现在有些人唯恐避之不及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蝙蝠形象与外来文化也不无交集。明代的冯梦龙所编《笑府·蝙蝠骑墙》记载了一个故事：
凤凰寿，百鸟朝贺，惟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踞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用？”
一日，麒麟生诞，蝙蝠又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驾与？”
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个无奈何也！”
说的是百鸟之王凤凰和百兽之王麒麟庆生，蝙蝠分别以自己非兽、非禽为由不去道贺，遂被凤凰和麒麟鄙视。不难看出，这个讽刺蝙蝠“骑墙”的故事与《伊索寓言》中的《鸟、兽和蝙蝠》《蝙蝠和黄鼠狼》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在冯梦龙的时代，《伊索寓言》已经通过利玛窦、金尼阁等传教士译介为汉文，故有人认为《笑府·蝙蝠骑墙》受到《伊索寓言》的启发。类似的故事，还见于景颇族的传说，景颇族因而管墙头草叫“蝙蝠人”。这些故事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交流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鲁迅《谈蝙蝠》一文谈的虽然是蝙蝠，实际上是在批判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第三种人”，这一层寓意正是由《伊索寓言》的故事引申而来。中国一些当代影视剧（如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出现的蝙蝠妖形象，实际上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最近不少国人将蝙蝠妖魔化，也与在潜意识中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蝙蝠形象有关。
三、吃蝙蝠现象及其文化背景
近来网络上疯传所谓的武汉名菜“福寿汤”——整只蝙蝠炖的蝙蝠汤。其实这些图片似都来自帕劳这个太平洋岛国，图中的蝙蝠是帕劳当地的一种狐蝠。帕劳蝙蝠汤是世界有名的黑暗料理，被用来吸引外国游客。这些图片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不少国人因此认为是武汉人吃蝙蝠引发了新型肺炎，不少外国人也借此抹黑中国形象，影响极为恶劣。上文已经说到蝙蝠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的象征，因此吃蝙蝠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以为，其实，武汉有些人虽然吃某些野味，但并不包括蝙蝠；“福寿汤”的名字也是图片发布者临时杜撰的，尽管它符合蝙蝠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蝙蝠很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始宿主，但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就是蝙蝠直接将病毒传给人类的，或是某种人类食用的野生动物扮演了中间宿主的角色，说蝙蝠导致了此次疫情并不公平。
但中国的某些地区的确存在吃蝙蝠的现象。不少古书都记载，蝙蝠及其粪便有养生和药用价值。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北山经》记载了一种叫“寓”的动物，称其“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清代的郝懿行认为这种状如老鼠、长有鸟翼的动物便是蝙蝠。《山海经》俨然是一本“野味大全”，记载了林林总总的奇兽异鸟，以及食用这些奇兽异鸟的效用。出于其数术书的性质，《山海经》中所记食用野味的情形，主要是从养生、药用或辟邪的角度出发的。书中说“寓”这种动物“可以御兵”，结合《山海经》全书的文例，“可以御兵”往往是就食用效用而言的，指吃了可以抵御刀兵的伤害。
西晋崔豹的《古今注》记载：“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脑重，集物则头垂，故谓倒挂鼠。食之得仙。”说的是五百岁的蝙蝠是白色的，由于头重脚轻而喜欢倒挂，吃了可以升仙。蝙蝠别名“仙鼠”，便与此有关。
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记载：“千岁蝙蝠，色白如雪，集则倒县（悬），脑重故也。……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则说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风干之后研磨成末，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东晋郭璞的《玄中记》有类似的记载：“百岁伏翼，其色赤，止则倒悬。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伏翼”是蝙蝠的别名。据此，百岁的蝙蝠是红色的，千岁的蝙蝠则是白色的。
《太平御览》卷九四六引《水经》：“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常测其远近。穴中蝙蝠大者如乌，多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谓食用该洞穴中的蝙蝠可使人超凡。
可见，食用传说中的白蝙蝠可以延年益寿，甚至升仙。在古人的观念中，白色的动物是祥瑞。白蝙蝠是高冷的仙物，李白有诗云：“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亦有诗句：“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山中五绝句·洞中蝙蝠》）“八仙”中的张果老，传说其前身是白蝙蝠。在纳西族的东巴经文中，白蝙蝠也是神圣的角色。蝙蝠自然不可能真的活五百年甚至千年，但白色的蝙蝠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白蝙蝠（白外叶蝠）便是白色的。
此外，古人认为蝙蝠及其粪便有其特殊的药用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禽部·伏翼》中便总结了它们的各种药用价值和服用方法。
如吃蝙蝠可以治疟疾。《太平御览》卷九四六引范注《治疟方》：“蝙蝠七枚，合捣五百下。发日鸡鸣服一丸，乩晷一丸。遇发，乃与粥清一升耳。”
如吃蝙蝠可以治耳聋。现藏法国的敦煌写卷《五藏论》云：“天鼠煎膏巧疗耳聋。”“天鼠”即蝙蝠。
再如吃蝙蝠可以治眼疾。可能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载：“（蝙蝠）主目瞑，明目，夜视有精光。”《艺文类聚》卷九七引魏晋时期的《吴普本草》：“伏翼或生人家屋间，立夏后阴干，治目冥，令人夜视有光。”说的是蝙蝠风干之后可以治眼盲，尤其是可以增强人的夜视能力。
蝙蝠的粪便被称为“夜明砂”，它还有“天鼠屎”“石肝”“黑砂星”等名称，据说吃了可以清肝明目，治疗疟疾以及夜盲症等眼疾。
蝙蝠的粪便之所以成为一味中药（类似的中药还有野兔的粪便望月砂、家蚕的粪便原蚕沙、麻雀的粪便白丁香、鼯鼠的粪便五灵脂），主要是由于蝙蝠在夜间飞行。但许多种类的蝙蝠的视力并不好（属于大蝙蝠亚目的狐蝠则视力极佳），主要依靠声呐系统进行回声定位，想通过蝙蝠提高视力无异于缘木求鱼。有人认为，蝙蝠吃昆虫，但不能消化昆虫的眼睛，故其粪便中含有大量昆虫的眼睛，依照“以形补形”的原理，吃了可以明目。也有人根据显微镜的观察指出，蝙蝠粪便中未消化的昆虫眼睛几乎不存在，并不能以此说明夜明砂的药用原理。而且，蝙蝠身上携带了众多病毒，其粪便更是五毒俱全，对于人体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像1994年在澳大利亚爆发的亨德拉病毒，便是由蝙蝠的排泄物引起。
尽管夜明砂的药用价值难以得到证实，但蝙蝠的粪便的确是极好的肥料，如泰国Khao Chong Phran洞穴的蝙蝠所提供的粪便，每年作为肥料的销售额可达13.2万美元。许多果树的种子都有赖蝙蝠的粪便播种，东南亚由于过度捕杀蝙蝠，榴莲等水果的产量也受到了影响。
蝙蝠及其排泄物进入中国人食谱或药典的基本原理是：蝙蝠寿命长，所以吃了长寿；蝙蝠在夜间飞行，所以吃了它的粪便可以增强视力。若以此类推，蝙蝠对冠状病毒在内的许多病毒免疫，食用蝙蝠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超能力——但这显然并不靠谱。从《山海经》到后世的数术书或医药书，都不乏此类巫术思维，即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相似律”。如《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了一种叫“蓇蓉”的植物，吃了它便会不孕不育，而这来源于它本身不结籽——不结籽和不孕不育是相似的；再如《山海经·西山经》记载“鸟多赤鷩，可以御火”，畜养赤鷩之所以能抵御火灾，正是因为它的羽毛鲜红似火。我们如若抛弃简单粗暴的“食补”观念，深入研究蝙蝠特殊免疫机制的原理，进而推进对人体健康的认识，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通常情况下，人们吃蝙蝠只是为了追求其养生和药用价值，因此吃蝙蝠并不构成普遍现象。在个别地区，蝙蝠也被作为一种食材看待，以岭南较为典型。宋人苏轼被贬岭南时曾写下“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的诗句，说的便是岭南人“烧蝙蝠”的饮食习惯。明人陈琏所撰广东地方志《罗浮志》载：“千岁蝙蝠，色白如雪，山中间有之。亦有色红如茜。雌雄不相舍，多巢芭蕉中。皆可服之成仙。”基本延续了葛洪、郭璞他们的论调。
除了中国的岭南地区，吃蝙蝠的现象还见于非洲（如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坦桑尼亚等）、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诸岛（如关岛、帕劳、新几内亚等）等地区。不难看出，存在吃蝙蝠现象的地区主要在热带，当地的蝙蝠往往是个头较大的狐蝠。它们的头部更接近犬科动物，颜值相对较高。许多狐蝠以水果为食，又称“果蝠”。体型较大的狐蝠，翼展可达两米，体型大也意味着它们更容易成为人类的食材。由于人们捕食狐蝠，许多地方的狐蝠几近消亡，如帕劳狐蝠、台湾狐蝠、马来大狐蝠等都成了濒危动物，关岛狐蝠更是已经在1968年灭绝。
不同地区的人，对于食用蝙蝠有不同的理解。如非洲有些人认为吃蝙蝠能获得蝙蝠的力量，泰国有些人认为吃蝙蝠能提高男性的性能力，太平洋诸岛的有些人认为蝙蝠吸取草木之精华，因而吃了对人体有益，甚至将吃蝙蝠当作成人礼的标志。当然，很多时候，吃蝙蝠不过是当地相沿已久的饮食习惯而已。
四、结语
出于其特殊的生理条件，蝙蝠能够携带众多病毒，但自身却百毒不侵。像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欧洲蝙蝠丽沙病毒、梅那哥病毒、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乃至最近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些人类杀手追根溯源都与蝙蝠有关。有的病毒是人类直接接触蝙蝠感染的，如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有的病毒则通过中间宿主传播，如马是亨德拉病毒的中间宿主，家猪是尼帕病毒的中间宿主，单峰骆驼是ME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则尚有争议。
通常情况下，蝙蝠其实是一种极为低调的动物。蝙蝠主要以昆虫（尤其是害虫）和植物果实为食，许多植物的授粉、播种、施肥也有赖于蝙蝠。作为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同时也作为哺乳动物中种类仅次于啮齿类的大家族，蝙蝠在农业生产和森林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致命病毒之所以从蝙蝠转移到人类身上，与人类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甚至直接捕食野生动物脱不了干系。科学家在云南某个洞穴发现了SARS病毒最早的源头——它存在于该洞穴的蝙蝠身上。如果不是有人对果子狸心存口腹之欲，很难想象云南深山中的这一致命病毒能与人类发生什么联系。我们没有必要妖魔化蝙蝠，真正需要反思的还是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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