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讲到汉译世界名著的意义时，洪先生特别强调译者的贡献，他说：“现在有些人不愿意翻译，因为它不算科研成果，这对于年青学者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如果你翻译一部富有影响的世界经典著作，往往其意义远超出你自己的研究之外。讲到这里，洪先生回忆起他当时翻译《真理与方法》的情景，他说当时有些人就建议他利用这几年在德国的研究写一部关于德国哲学的专著，“尽管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我想，需知西方哲学发展至今，其内容之广泛和其意义之深奥，实非我们仅以几年时间写出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能涵盖的。与其写一部阐述自己尚未有成熟看法的专著，还不如译介一部有影响的经典著作对我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一些。”洪汉鼎收入汉译系列的除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外，还有《斯宾诺莎书信集》等，各种分科本、珍藏本、珍藏本纪念版，摆满了一大桌子。
（详见7版）
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著、讲授与传播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东京人文阁出版了岩田贞雄的日译本，书名作“支那近世学术史”。译者序曰：“本书是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全译本。……作为当时唯一最高的清代学术研究家，他倾其所学为此著述，明快把握时代思潮的动向及主流的同时，还列举学界各方面状况及成果等等，且毫无缺憾。……在世界动乱之下，本书作为真挚的、为了中国研究者而辑录的文化丛书中的一册，绝非无益。”
（详见9版）
当思想史“化身万千”
思想史在中国很重要。传统中国，常常会讨论究竟什么是末，什么是本？什么是器，什么是道？什么是用，什么是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里面，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不搞清楚本、道、体，只抓住末、器、用就不成。所以，即使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中国知识人也不太愿意采取实用方式，把知识技术简单抄来抄去，把时装穿上一件脱去一件，好像总要追问个“什么道理”？所以，宋初宰相赵普的一句名言就是“道理最大”，而现代学者林毓生先生也说，中国习惯于“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所以，思想史很重要。思想史就是研究道理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它为什么会变化？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晚年，就引用冯友兰的话说，思想史在历史研究里面是“画龙点睛”，只有点了眼睛，历史这条龙才活了起来。所以，连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何炳棣，晚年也要在思想史上插一脚。（详见13版）
怎样学写古诗词：词的用笔
近代以来说词之士，多喜引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此书是用西方文艺理论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滥觞，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故而影响极大。此书之作，是为了树立起作者的词学观，好为他自己的《人间词》张目。所谓的“人间”，并不是汉语中人世间的意思，而是用的这个词在日文中的意思，即人、人类。现代作家周作人与他的兄长鲁迅绝裂，写了一封绝交信，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也就是“大家都是可怜的人类”。《人间词》即“为人生的词”，《人间词话》也即“为人生的词话”。故《人间词话》虽是在评词，其用心则全在哲学。王国维通过《人间词》去探究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终极，又通过《人间词话》评述古人，希望拿出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词的美学原理，而树立自己在晚清词坛的地位。此书蹈空立论，明为文学，实为哲学，只字不提填词具体该如何实践，也一句不讲王国维作为词人的甘苦之言，其评词或有参考价值，但用以指导创作，则绝对不行，正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法理论著作，而成为书法家。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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