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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12月04日 星期三

    讲述故事 传达经验

    里下河文学流派成中国文学版图重要版块之一

    第七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泰州召开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2月04日   16 版)

        编者按:为深入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品牌,第七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11月22日在泰州召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中里下河地区涌现了汪曾祺为首的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作家与评论家,使得里下河文学现象逐渐引人瞩目。里下河文学流派出现于苏中,成长与江苏,辐射向全国,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重要成果与突出现象。这些人文蕴含与文学品质,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要特色之所在,也是它的艺术厚度与美学高度之所在,深入解读这些文学与文化问题,挖掘和总结蕴藏于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入阐释里下河文学流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写作注入新鲜血液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第七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上发来贺信,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了以汪曾祺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足以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优秀作家作品。这些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展示了里下河地域独特的人文风情,既呈现出里下河大地的原生状态,又以自身的方式讲述里下河故事,传达里下河经验,以独有的姿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里下河文学流派根植于里下河深厚的文化土壤,它属于里下河,属于江苏省,同时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文学财富。”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表示,近年来,江苏省作协与《文艺报》社、泰州市文联、泰州学院等单位连续召开了六届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联合成立了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推出学术研究文章和新闻报道100余篇。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36册,800余万字。编辑出版《里下河文学》年刊,推出学术研究文章240余篇。这些成果更为准确地透视里下河文学的内涵,引发人们对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在创作方面也是硕果累累,里下河文学流派长篇小说资助项目、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星书系,里下河生态写作计划等,每年都有新的优秀作品问世。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工作,现在的里下河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版图里充满活力和巨大潜力的现象,成为当下全国文学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范小青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打造,不仅对流派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里下河地区的文化、文学发展,乃至江苏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认为,泰州文联以极大的胆识、勇气提出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念。经过七年的不断努力,通过创作和研究的双重实践,证明了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是“活”的流派,不是文学史上固化的概念,因此,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研究里下河要有“跳出来”的眼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早一直特别关注汪曾祺的写作与运河,尤其是与里下河地区水灾之间的关系。他说,一般人读汪曾祺,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里有大量水的意象,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但汪曾祺也在《自报家门》说明“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然而“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高邮的水,暴烈起来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水”对高邮地域文化性格的影响,必然是双重的,既有柔软、平和、沉静的一面,也有变动、激越、无常的一面。

        杨早说,作为一名研究者,要理解高邮,理解汪曾祺,如果没有“跳出来”的眼界,就不能全面地理解汪曾祺笔下的“水乡”意蕴。“里下河”这个概念的成立,本身跟大运河密切相关,而大运河的历史意义在于沟通南北。因此,南北文化在里下河地区的交融与分殊,也是一种必然。在这样一种地域文化中产生出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氛围,必然有着与南北文化既相连又不同的特色,简言之,是一种相对并非典型的南方或北方文化,却又有着自身鲜明特色的文化生态,这是里下河文学流派能够成立的一种历史合力与社会基础。事实上。在里下河文学流派所属的这些作家身上,我们往往也可以看到这种地域特色的影响与反应。

        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仁前也关注了里下河文明的“水意与诗意”。他本人的小说《香河》便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清灵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弥漫着氤氲的水气,被著名评论家王干称之为“盛满水意和诗意的土地”。

        刘仁前提出,在人们的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节制。“水”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水”的色彩,水乡风情,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文本中几乎是随处可见。水,不仅构成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亦成为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难发现,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蕴含着大量水乡特色元素,比如鲜活的水产,临水而建的栖身之所等等。作品中的人物亦似乎终日做着水乡的营生:取鱼摸虾、剜藕采莲、挑箩把担、养鸭牧鹅,不一而足。水也让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刘仁前表示,受汪曾祺先生的影响,里下河的诸多作家也习惯于以回忆性的、诗意的叙述语调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曹文轩的《甜橙树》、鲁敏的《逝者的恩泽》、沙黑的《街民》、庞余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等作品注重表现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书写生活表象之下的温情与诗意。这些都表明一种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叙事法则,已经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发芽生长。受水文化的影响,温润构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毕飞宇的《平原》《玉米》、费振钟、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春龙《垛上》等,各种温润的水乡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里。

        水意弥漫的里下河诗歌

        扬州大学教授叶橹注意到,生活在里下河地区的人,必定对水网的生存环境有着深切的体验。无怪乎一些诗人的笔下,经常会出现以“水”为题材却又意涵多重韵味的诗篇。

        里下河的水网地域特色,曾经是它滋润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生存条件的一大优势。所以在一些诗人的笔下,里下河的水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叶橹举例说,子川是一个长期在里下河地域生活和工作的诗人,所以在他的诗中,有着许多对这种水网生存方式的体验和思考。他写过一首《小火轮》,表现了一种对封闭状态的“冲出去”的欲望,那么,庄晓明的诗,则是从另一种角度,写出了里下河水域的诗性状态。在另一位里下河诗人庞余亮的笔下,这种灾难的恐怖性显得更具残酷性。他有一首名为《所禁止的,所忌讳的,所赞美的……》的诗,直露而又隐含:“我见到了洪水,以及浑浊的洪水中/所带来的愤怒的一切,你不要再说了……”庞余亮采用的虚拟性对话的方式表达出的内心的焦灼感和愤懑感,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感同身受的。

        “里下河本来就不是一条河,因此它成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指标,或许就是一种象征性概念而已。”叶橹说,“里下河”并不是一条河流,而是一片水域或地域的概称。之所以会有“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也是在这一地域内生长的一种文学现象。作为诗歌现象,它的“水意”也许更包含着宽泛的意义。叶橹特别提及了诗龄不长却颇具特色的属于里下河诗群的诗人布兰臣。他的故乡就在典型的里下河中心水域,但是当他写到故乡的水域时,却几乎看不到多少“水”的外形,而是着眼于它的内在的历史演变,乃至无数的民间传说典故。身居盐城的姜桦的写滩涂的诗,也是水的另一种形态。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一种清丽、本真的品质。清丽是其故事、叙事、语言与日常生活一致,舒缓、清淡而亮丽;本真是指无理性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温潘亚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主导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具有鲜明的“清丽本真”特征:一是里下河文学摒弃理性主义本质观,书写日常生活原生态,再现里下河人共同的生存结构。里下河文学以极其冷静而细腻的笔触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使命感,也不提供关于历史规律的任何信息。在“原生态”描写中,深刻揭示了人生内在真理与秩序;二是里下河文学并不追求纯粹的“零度”写作,它只是用来说明作家对生活事实的坚守以及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里下河文学关注人性与人情,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与新历史主义的无序与非理性有着本质区别;三是“百姓日用即道”观念的影响非常深刻。里下河人深信,人的情感、欲望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坚决反对贪欲、恶欲、不孝、不悌、纵欲等与自然、和谐对立的邪恶欲望,人生观念清丽本真、性情开朗而明丽。

        从文学史的意义看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杨学民谈到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崛起的文学史意义。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持续着对小说未来的期盼,追求现代化、先锋性,另一方面又时刻留恋着古典美,一步三回头,抒发着挽歌的忧伤。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在整体上都具有古典美倾向,透露着节制、中庸、和谐、秩序、恰当、含蓄的古典美学追求。穿行在中国现代小说潮流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是小说史的另一个维度,另一种路径。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主体性,是追求意义的,有深度模式的文学。它重视文学形式实验,但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与宏大叙事歧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其价值哲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

        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小说特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晓琴的观点是,里下河小说的心理性以及神采飞扬的讲述语言,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色,“这种特色我不知道与扬州一带自古即蜚声远近的‘评话’以及苏州的‘评弹’文化是否有关系,总之里下河的小说家们显示了在语言与叙述方面几乎无与伦比的才华,这种才华以至于使故事的戏剧性都内在化了。”张晓琴说,后者掩盖了前者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毕飞宇的《推拿》与《平原》,朱辉的《白驹》,刘仁前的《香河》,庞余亮的《有的人》,顾坚的《元红》,刘春龙的《垛上》等长篇小说中,她不认为戏剧性的冲突是弱的,但她也隐约同意一种看法:那就是南方作家普遍擅长写短篇,在长篇小说的格局与气象方面略微“小气”了一点点。

        青年评论家叶炜以刘仁前散文集《楚水风物》为例,认为,《楚水风物》所立足的文学地标兴化,正是典型的城乡混合地带,实际上也是里下河文学版图的一部分。在当下,经过多年发展的里下河文学,因内在的文学共同性,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显现——总的来说,就是恬淡冲和,内敛中庸。从地理上看,“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这种独特的地质地貌,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在里下河作家群中,长于城乡书写的当然不惟刘仁前。毕飞宇早期代表作《玉米》《玉秀》《玉秧》以及长篇小说《平原》书写了广袤的苏北农村,《推拿》则又对城市里的盲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文学的观照,细致入微地讲述了隐匿在城市边角的精彩故事。鲁敏早期的书写苏北乡村的“东坝”小说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之后,她很快又转向了城市小人物的塑造,对他们的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和剪不清理还乱的复杂情感进行深耕细作。我们有理由期待,里下河流派的城乡书写应该更为精彩。

        常熟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红莉通过“追本溯源”的思考,对于拓展“里下河散文”地域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的文学空间提出了建议:中国散文传统不只有抒情传统,“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传统也是重要一脉。以思想争锋见长,深刻介入时代现场,对时代痼疾做批判与反省,对被遮蔽的真实做理性诉求与自我审视等等,这一脉文风,汪曾祺先生“旧传统”“新传统”理论中都有强调,新时代的里下河新生力量,可以在传承“汪派遗风”的基础上,为“里下河散文”开辟新的疆域。

        《大家》主编周明全认为,与作家群不同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其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深远,不仅体现在地域性这一方面,而且囊括了不同代际、不同文体、不同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里下河文学流派”比起其他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首先在地域上广得多,从体裁上看,小说、评论、散文和诗歌门类齐全。而且有汪曾祺、胡石言、毕飞宇、朱辉、鲁敏、丁帆、王干、费振钟、王尧、汪政、吴义勤、刘仁前、庞余亮、顾坚、刘春龙等重要作家和评论家的引领。“当然,文学流派也必须有超越的眼光,有域外文化的影响,这样才能在本地作家中产生突变,形成一个面貌迥异的、具有更新美学价值的作品。“据我观察,里下河文学流派在所有以地域命名的群体中,有不少这种超越眼光的作家。”周明全说,有这些优秀学者型作家的介入,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生成和壮大,将起到重要作用。

        寻求里下河文学新的生长点

        青年评论家傅逸尘注意到,近年来,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和阐释逐渐深入,作为一种文学概念、作家群体、风格流派得到了更多来自文学业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与认同。更为可喜的是,除了老一代作家作品被经典化,年轻作家的快速成长使得里下河文学流派彰显出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里下河文学除了既有的地域特征、流域特色和审美标识之外,随着时代的变革,呈现出更加丰富驳杂的文学经验,也有了更多的面向与可能性。进入新时代,在打造里下河文学高地的过程中,应该以更加宏阔高蹈的胸怀、视野与世界文学的经典“互见”进而是“互鉴”。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视域里寻找里下河文学发展的新定位、新空间、新路径。加强里下河文学的对外交流、传播和推介,打造在世界文学坐标系里具有鲜明中国立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里下河文学。

        青年评论家程远图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概念,很难被进行本质化的界定,即便它在空间上可以被明晰地划分和确定,但从时间上来看,它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概念,它既面向过去和当下,也面向未来,它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时间性”在里下河作家的代际分野上能够得到体现:如果说汪曾祺作为文学前辈代表了“传统的”里下河文学风格,那么毕飞宇、鲁敏等作为当下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已然与前辈作家不同,而庞羽这样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在对世界的感受、理解、想象、表达方面,亦与他们的前辈不同。因此,他更倾向于把“里下河文学”理解为一个流动的、变化的概念,它的新生长点与丰富的可能性也正孕育在这种变化中。

        实际上,“寻找新的生长点”不单是里下河文学面临的重要命题,它恐怕也困扰着当下文学界,尤其困扰着在“影响的焦虑”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建设新的生长点”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里下河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介入新的时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在这个媒介革命的时代,作家经验、写作方式、审美取向出现高度同质化的状况,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处理日渐淡化的地域经验,如何把地域经验融入普遍性写作中,应该成为里下河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范钦林指出,任何抱残守缺的想法都是当下文学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重大威胁。从里下河文学高地的现状来看,作家的成长过程与作品创作过程还是一种自然进化的样态。他建采取以下方法:一是项目制的预先创作管理,二是高地内区域之间作家与评论家的制度性合作与交流,第三是引入“创意写作”管理、培养与创作机制。落实好这三项举措,应该会对于高地新的增长点的确立带来新的视角。

        宁夏作协副主席张学东表示,未来,里下河作家及其作品能够在文学流派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并越来越多地为全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所关注所认同,还需要广大作家们贡献个性鲜明、地域特色突出,风俗民情浓郁的文学佳作,同时也要竭力克服抱残守缺在既成的老路上徘徊不前,惟有如此,里下河文学流派才能在新时代文脉绵长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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