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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12月04日 星期三

    我行其野,见彼山河

    耿朔(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2月04日   08 版)

        “迁生于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我最初读到《太史公自序》里这几句话时,也是个少年。“龙门”“河山”都是气势磅礴的地理词汇,对于生长在江南,推门只见小山小水的我而言,太史公故里的雄壮山川实在太过遥远。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我则是弱冠之后,负笈北上,定居京中,这些年里来去关中和三晋不知多少回,却一直没有机会造访韩城。去年秋冬,我给中央美院的学生开读书班,首选《史记》,每周二的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跟着司马迁的文字,在历史的时空中神游。

        今年十月间,中华书局邀请我参加“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主要目的地就是韩城,我当即应允。事有凑巧,六月份的时候,我和仇鹿鸣主编的《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我们十来位从事中古研究的青年学人,在嵩山、洛阳一带访古寻踪的考察成果,大概就此被书局的朋友认为是个玩家,适合带出门。承蒙信任,我们一起策划了这次活动的具体路线,虽然时间很短,但基本上涵盖了韩城最主要的古迹名胜。

        11月8日,大家从各地汇聚西安,晚上在酒店举行了一个破冰仪式,我见到了其他几位受邀的专家,中华书局的工作团队以及多位热爱历史、喜读《史记》的幸运读者。

        第二天一早,大巴车从西安出发,向西北方向驶去,我注意到所走的京昆高速大致贴着关中盆地北缘,一路经过的富平、蒲城等县分布有多座唐代帝陵,它们正是选址北山山系的南麓,斜向地一字排开。韩城处在关中盆地的东北角上,从更大的地理空间看,它又正好位于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的过渡区,东边的黄河从晋陕大峡谷奔出,在此河床变宽、水流放缓,是通往晋中南的天然津渡。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选择的渡河地点正是在韩城芝川镇的渡口。这些条件使得韩城成为扼守关中盆地的重要门户。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分析各地物产,有一句讲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龙门是他的家乡,而碣石一般认为在今天的秦皇岛一带,如果在两点之间画出一条向北微弧的线,便会发现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北方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分界线,因此这条线以北所出的确实多为畜牧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线不是依据“山川形便”,比如从太行山脉的北段横着穿过,而是基于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视角,这是司马迁的厉害之处。

        我们在韩城的第一站,便是司马迁墓与祠,它位于韩城城区以南芝川镇韩奕坡,来之前我看资料知道需要爬山才能拜谒太史公,但以为不过是关中常见的那种黄土塬,跑几步也就上去了。到了跟前,才发现真是一座山,虽然说不上巍峨,但断崖千仞,苍松挂壁,恍如移来华岳一小峰。登山道路一曲三折,越石桥,过山门,穿牌坊,在雾气中一步步走近司马迁,如朝天上宫阙。郦道元《水经注》认定这处墓祠建于西晋永嘉年间,实地所见当然看不到那么古老的遗存,不知道历史上有无地点的变动,但高居山顶的寝殿形制古朴,寝殿前方建有四面开敞的献殿,这种格局很容易让人想起太原晋祠,后者的圣母殿是北宋建筑,献殿是金代建筑。我在廊下看到一通治平元年(1064)的诗碑,作者是韩城知县李奎,可以佐证至晚在北宋,韩奕坡已被视为太史公的魂归之处,而李奎当年所见的情景是“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祠庙从兴建到废倾恐怕会有相当长的过程,那么韩奕坡成为纪念地的时间大概会更早一些。最有意思的是,整组建筑群坐西朝东,不同常规,究其原因还是依山就势,访客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爬而上,气喘吁吁,就能感到这样的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更重要的是,若是天气晴好,站在山顶还可东望黄河。宋之问夸赞杭州灵隐寺的地势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韩奕坡上的司马迁墓祠从造景上说,同样也是大手笔。

        韩城以北的梁带村遗址是我们访古的第二站。在2004年之前,韩城人说到梁带村,大概印象里就是黄河西岸台地上一个传统村落,外地人恐怕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小地名。那一年的盗墓活动惊扰了一处地下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墓地,此后经过考古学家多年工作,明确梁带村遗址是一个占地超过30万平方米的周代大型墓地,共发现两周时期的墓葬103座,车马坑17座。根据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确定这里是芮国的高等级墓葬群,其中不乏属于芮侯和王后级别的大型墓葬。

        我们的车直接开到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前。一下车我就被惊到了,眼前这座现代化博物馆,论规模不亚于某些省级馆。馆内的展陈条件也很好,梁带村墓地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玉器、金器、车马器都在这里展出。被认为是芮侯墓的27号墓出土的七鼎六簋和八钟十磬,不仅让人近距离感受芮国贵族当年钟鸣鼎食的生活,而且能体察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如何藏之于器。同样让我感兴趣的是,芮国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历史,虽然他未曾有机会见到这些深埋地下的重器,但打小从父老口中大概没少听到过列国故事吧。除了家学以外,生长在如此厚重的地方,这对司马迁日后成为史圣也有所助益吧。

        韩城在1986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主要得益于保存完整的老城格局,古城建制可以追到隋唐,目前所见主要是明清以来形成的历史街区。10日上午,大家起了个早,首先去参观文庙,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韩城文庙占地广大,殿宇森森,最后一进藏经阁更是位于高台之上,气势雄伟,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去过的那些县级文庙。联想到在司马迁墓祠里看到历代重修的碑刻如林,不难想见韩城到了明清依然是文风昌盛,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马迁的榜样作用吧。

        除了文庙和其北的城隍庙这两个中国古代城市的官方信仰标配外,我在老城里还见到建于元代的庆善寺大佛殿,奉祀关老爷的东营庙、北营庙,药圣孙思邈祠,纪念“赵氏孤儿”三人组赵武、程婴、公孙杵臼的九(音同“救”)郎庙,此外还有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小小县城里存在如此多元的信仰空间,反映韩城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应该一直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且集聚了相当的财富。

        要体会这一点,韩城以北九公里的党家村是最好的去处。在关中地区,从历史影响和保存状况来说,党家村都是首屈一指的古村,成为2003年公布的第一批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党家村最盛的时期是在清嘉庆至咸丰年间,当地村民外出从事木材贸易,将赚到的银两源源不断地运回故乡,村中翻旧盖新,一座座四合院拔地而起,形成了今日我们见到的宛如迷宫的村落布局。因为受到山坳空间的限制,村中每座四合院都不算宏阔,但外墙极高,门庭森严,都称得上是大户人家,如今这些院落大多仍有后人居住,展示了活态遗产。

        这次因为时间紧张,没能再走几十里前往龙门一睹黄河冲出峡谷的风姿,看一看太史公也曾见过的风景,但两天的行走已经让我在此刻再翻读《史记》,多了一份亲切。这让我想起1935年郁达夫在游览扬州后,给好友林语堂去信劝其留在上海继续做黄粱梦,因为扬州已经“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而林氏回应说那些在书上总能看到的名字,一定要去看看,如此“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即使平山堂已是一楹一牖,也必见识见识”。这深得我心。我在《问彼嵩洛》的后记里写过一句话:“读书与旅行,皆不可辜负”,考察会将纸上的文字变得立体,也会在历史现场获取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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