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其野，见彼山河

    “迁生于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我最初读到《太史公自序》里这几句话时，也是个少年。“龙门”“河山”都是气势磅礴的地理词汇，对于生长在江南，推门只见小山小水的我而言，太史公故里的雄壮山川实在太过遥远。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我则是弱冠之后，负笈北上，定居京中，这些年里来去关中和三晋不知多少回，却一直没有机会造访韩城。去年秋冬，我给中央美院的学生开读书班，首选《史记》，每周二的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跟着司马迁的文字，在历史的时空中神游。

    今年十月间，中华书局邀请我参加“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主要目的地就是韩城，我当即应允。事有凑巧，六月份的时候，我和仇鹿鸣主编的《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我们十来位从事中古研究的青年学人，在嵩山、洛阳一带访古寻踪的考察成果，大概就此被书局的朋友认为是个玩家，适合带出门。承蒙信任，我们一起策划了这次活动的具体路线，虽然时间很短，但基本上涵盖了韩城最主要的古迹名胜。

    11月8日，大家从各地汇聚西安，晚上在酒店举行了一个破冰仪式，我见到了其他几位受邀的专家，中华书局的工作团队以及多位热爱历史、喜读《史记》的幸运读者。

    第二天一早，大巴车从西安出发，向西北方向驶去，我注意到所走的京昆高速大致贴着关中盆地北缘，一路经过的富平、蒲城等县分布有多座唐代帝陵，它们正是选址北山山系的南麓，斜向地一字排开。韩城处在关中盆地的东北角上，从更大的地理空间看，它又正好位于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的过渡区，东边的黄河从晋陕大峡谷奔出，在此河床变宽、水流放缓，是通往晋中南的天然津渡。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选择的渡河地点正是在韩城芝川镇的渡口。这些条件使得韩城成为扼守关中盆地的重要门户。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分析各地物产，有一句讲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龙门是他的家乡，而碣石一般认为在今天的秦皇岛一带，如果在两点之间画出一条向北微弧的线，便会发现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北方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分界线，因此这条线以北所出的确实多为畜牧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线不是依据“山川形便”，比如从太行山脉的北段横着穿过，而是基于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视角，这是司马迁的厉害之处。

    我们在韩城的第一站，便是司马迁墓与祠，它位于韩城城区以南芝川镇韩奕坡，来之前我看资料知道需要爬山才能拜谒太史公，但以为不过是关中常见的那种黄土塬，跑几步也就上去了。到了跟前，才发现真是一座山，虽然说不上巍峨，但断崖千仞，苍松挂壁，恍如移来华岳一小峰。登山道路一曲三折，越石桥，过山门，穿牌坊，在雾气中一步步走近司马迁，如朝天上宫阙。郦道元《水经注》认定这处墓祠建于西晋永嘉年间，实地所见当然看不到那么古老的遗存，不知道历史上有无地点的变动，但高居山顶的寝殿形制古朴，寝殿前方建有四面开敞的献殿，这种格局很容易让人想起太原晋祠，后者的圣母殿是北宋建筑，献殿是金代建筑。我在廊下看到一通治平元年（1064）的诗碑，作者是韩城知县李奎，可以佐证至晚在北宋，韩奕坡已被视为太史公的魂归之处，而李奎当年所见的情景是“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祠庙从兴建到废倾恐怕会有相当长的过程，那么韩奕坡成为纪念地的时间大概会更早一些。最有意思的是，整组建筑群坐西朝东，不同常规，究其原因还是依山就势，访客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爬而上，气喘吁吁，就能感到这样的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更重要的是，若是天气晴好，站在山顶还可东望黄河。宋之问夸赞杭州灵隐寺的地势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韩奕坡上的司马迁墓祠从造景上说，同样也是大手笔。

    韩城以北的梁带村遗址是我们访古的第二站。在2004年之前，韩城人说到梁带村，大概印象里就是黄河西岸台地上一个传统村落，外地人恐怕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小地名。那一年的盗墓活动惊扰了一处地下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墓地，此后经过考古学家多年工作，明确梁带村遗址是一个占地超过30万平方米的周代大型墓地，共发现两周时期的墓葬103座，车马坑17座。根据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确定这里是芮国的高等级墓葬群，其中不乏属于芮侯和王后级别的大型墓葬。

    我们的车直接开到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前。一下车我就被惊到了，眼前这座现代化博物馆，论规模不亚于某些省级馆。馆内的展陈条件也很好，梁带村墓地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玉器、金器、车马器都在这里展出。被认为是芮侯墓的27号墓出土的七鼎六簋和八钟十磬，不仅让人近距离感受芮国贵族当年钟鸣鼎食的生活，而且能体察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如何藏之于器。同样让我感兴趣的是，芮国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历史，虽然他未曾有机会见到这些深埋地下的重器，但打小从父老口中大概没少听到过列国故事吧。除了家学以外，生长在如此厚重的地方，这对司马迁日后成为史圣也有所助益吧。

    韩城在1986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主要得益于保存完整的老城格局，古城建制可以追到隋唐，目前所见主要是明清以来形成的历史街区。10日上午，大家起了个早，首先去参观文庙，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韩城文庙占地广大，殿宇森森，最后一进藏经阁更是位于高台之上，气势雄伟，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去过的那些县级文庙。联想到在司马迁墓祠里看到历代重修的碑刻如林，不难想见韩城到了明清依然是文风昌盛，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马迁的榜样作用吧。

    除了文庙和其北的城隍庙这两个中国古代城市的官方信仰标配外，我在老城里还见到建于元代的庆善寺大佛殿，奉祀关老爷的东营庙、北营庙，药圣孙思邈祠，纪念“赵氏孤儿”三人组赵武、程婴、公孙杵臼的九（音同“救”）郎庙，此外还有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小小县城里存在如此多元的信仰空间，反映韩城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应该一直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且集聚了相当的财富。

    要体会这一点，韩城以北九公里的党家村是最好的去处。在关中地区，从历史影响和保存状况来说，党家村都是首屈一指的古村，成为2003年公布的第一批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党家村最盛的时期是在清嘉庆至咸丰年间，当地村民外出从事木材贸易，将赚到的银两源源不断地运回故乡，村中翻旧盖新，一座座四合院拔地而起，形成了今日我们见到的宛如迷宫的村落布局。因为受到山坳空间的限制，村中每座四合院都不算宏阔，但外墙极高，门庭森严，都称得上是大户人家，如今这些院落大多仍有后人居住，展示了活态遗产。

    这次因为时间紧张，没能再走几十里前往龙门一睹黄河冲出峡谷的风姿，看一看太史公也曾见过的风景，但两天的行走已经让我在此刻再翻读《史记》，多了一份亲切。这让我想起1935年郁达夫在游览扬州后，给好友林语堂去信劝其留在上海继续做黄粱梦，因为扬州已经“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而林氏回应说那些在书上总能看到的名字，一定要去看看，如此“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即使平山堂已是一楹一牖，也必见识见识”。这深得我心。我在《问彼嵩洛》的后记里写过一句话：“读书与旅行，皆不可辜负”，考察会将纸上的文字变得立体，也会在历史现场获取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