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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21日，作为“五四的儿子”，且有幸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同住过一院的王元化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晚读宾四的三百年学术史，书中论及实斋东塾之学风有云：‘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唯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窥见学者深浅之一端也。’……宾四同书又引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宾四称此胸襟为‘博学以知服’。”
刘克敌先生新书《民国学风》（九州出版社2019年）所记述的就是那一时期“博学以知服”之文化大师群体的往事。
譬如，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被清华聘任时，还在德国留学，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也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陈寅恪为何在当时能够被清华所聘任呢？
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一种解释是在于梁启超的推荐：“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而刘克敌先生则认为，此事还与彼时正负责清华国学院筹备工作的吴宓大力推荐有关，其在校方是否聘任问题上为陈寅恪极力辩护，认为陈寅恪在《学衡》发表的《与妹书》，虽然仅数百字，却“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为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
其实，不管是因为梁启超之推荐也好，还是吴宓力荐也罢。诚如刘克敌先生书中所言：“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虽然“这些认可基本都是各方面对陈寅恪的印象和口头评价”。
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博学以知服”的学风致使陈寅恪任教清华一事成为可能。又如书中所提，清华本来想聘请“新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任教，但胡适自谦能力不够，却转而推荐了梁启超和王国维。相信，正是因为胡适对梁启超和王国维学问的认可和推崇，才使得他有向清华国学院举荐之行为，从而最终呈现了“四大导师”聚首清华国学院的盛况，也成就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幸事。此类往事，刘克敌先生书中所记还有“道不同亦可为谋”之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马一浮受聘浙江大学、陈衡恪推荐齐白石逐渐为世人所知等。
行笔至此，不禁让我想起王元化先生弟子吴琦幸讲述的一件事情。1986年10月，吴琦幸因更换导师事宜致信启功先生希望转投门下求学。收信后，对于这样一位不知名的后辈学者，成名已久的启功先生亲笔回信：“所示之事，极感同情。唯功学力疏浅，无一专长。深恐难符雅望耳。此事有手续问题，实属第一关口，如年龄、学期、转学、学科等等。足下在学习中，年龄当无问题。此时是否入学之时？转校有何手续？功能收博士学位之学科，乃‘古籍整理’，台端既以古代文学科目攻读。不知是否能换？功之名下如非此科，亦不能收。有此诸端，但属实际问题，非有意抗命者，祈了解并谅解为感！”
信中所示，谦谦君子之风，言辞恳切之意，读之令人动容。所谓“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实然也！
刘克敌新作带我们重温旧时学风，去敬佩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居心的正直、对国家的忠贞、‘民胞、物与’的胸怀，‘无我、无私’的风度，‘仁以为己任’的抱负”，重新走进这些大师的内心，或许还想让我们“明白过去的思想是为理解现在的思想打底子，又为照见未来提供方向。”大师们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脾气秉性，以及受地域、同门、朋友交往等因素所限，导致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实际上，刘克敌先生是希望通过“借助他们日记和书信中有关记录，看看这些相对私密的文字”，以来“窥见他们内心一些真实想法”，“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
胡适留学美国撰写日记时，就曾明确言其日记“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就是很好的注解。又比如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或者主要参与者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他们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内心之复杂和思想变化之隐秘曲折，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其日记书信中看出。”刘克敌先生认为，“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这无疑为五四新文学发生和中国学术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和阐释的视角。
本书解读胡适在留学美国阶段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生活状况时，“对包括梅光迪在内友人意见的态度以及胡适在生活所受一些日常小事刺激所导致的有关心理变化”是“如何制约和影响了文人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实践”，尤为精彩。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曾说过，“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为自己记的，另一种是给别人看的。他认为他的日记是第一类，胡适的日记则是第二类。”的确，笔者初读《胡适留学日记》时，就惊诧于青年胡适为何能够做如此详尽的记述，将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原来，在胡适心里，他已经预设了自己日记未来的读者，是为了将来出版在作准备，他是在写他“留学时代的自传”。
显然，从胡适留学日记中我们可以窥见其这种“一向自负且极自信”的性格。如1916年4月13日，胡适将“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诗句写入日记，笔墨之间“俨然一副拯救中国文学救世主姿态。”刘克敌先生指出，胡适“这样的心理自然会触动他去寻找可以尽快获得成功的机会，这对他后来不顾几乎一切同学朋友的反对坚持写白话诗，应该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然而，极度自负且自信的胡适，在美国碰上了同样具备“不服输和争强好胜性格”的梅光迪。于是，“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游湖之事，竟然催生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变”。1916年7月8日，任鸿隽、梅光迪等胡适诸好友，泛舟湖上，遭暴雨淋湿。任鸿隽作诗《泛湖即事》，请胡适批评指正，却得到胡适“三千年前之死语”的指责，引起梅光迪回信激烈反驳。在刘克敌先生看来，此举拉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好友之间的论争”帷幕，“而白话诗的创作也由于他们的论争不断深入，最终由胡适付诸实施。”刘克敌先生认为，“这件甚至不值得当事人回忆的日常小事，竟然成为促进胡适尝试写白话诗的动力并进而引发胡适与梅光迪之间愈辩愈认真的论证，确实极其偶然，但也说明任何日常生活事件，其实都孕育有触发成为历史事件的种子。”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为了倡导民国之际好的学风，就不断的甚至过分的“神化”那些大师，而是应该回归到“人性”的角度去审视他们，尤其是可以通过对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朋友圈交往等日常生活的解读，触摸历史细微之处，来还原一个个更为真实、复杂、立体的“富有鲜明个性和富有生命力”的大师，“在逐渐明晰和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接近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把握，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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