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外研社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介入汉语出版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这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大举措。我国的教育出版行业，开始面对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球化国际大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千家民营书业工作室以出版外语教辅书为突破口向出版核心业务渗透，而全国500多家出版社或多或少也把出版外语书作为发展途径，外语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

    面对新的形势变化，外研社社长李朋义做了认真的市场调研与分析，认为现有的“以教育出版为中心”战略已不能满足外研社充分发展的需求。在2002年到2003年，他四次论述了规模和效益的关系，阐述了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现有的阶段，外研社要寻求在规模和效益两者之间的综合平衡，要有单个大项目的大投入大产出，抓重点出精品，也要有人员、出版物数量和质量、市场占率、销售空间的大规模，通过扩大规模来保证效益。在此基础上李朋义正式提出了“规模效益”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过去十年中外研社存在的“规模”和“效益”的关系平衡问题。

    在这一战略思路的指导下，外研社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为契机，介入汉语出版，后又陆续将出版方向拓展到了科学、少儿、职教、电子、数字出版等领域。外研社从外语出版扩展为全学科出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2002年11月，外研社成功推出《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次年1月，李朋义亲自在岭南饭店图书订货会主讲，言语之中尽显磅礴之气，宣告了外研社进入崭新的双语出版时代，也透露出其借双语出版，剑指汉语出版的决心。

    2003年，李朋义得知好友，著名语言学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原语文出版社社长李行健先生手头上正在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立刻表示希望由外研社出版这部词典。李朋义向他表明了外研社的决心：“凡是知名的国外教育性质的出版社，都要抓外语和本民族语言的词典出版。根据不久前中央领导指示，外研社要两条腿走路，决心以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起点，成立汉语出版分社。”

    李行健先生此前编写的多部辞书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全国有十余家出版单位希望出版这部词典。经过几轮商谈，外研社诚恳地表示愿意支付500万元前期开发费用，以支持经费不足的词典编写组，同时也承诺了不菲的版税。李行健先生最终同意与外研社达成合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朋义同志早已拟定了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条件和计划，对作者的厚待远远超出了其他同我谈判的出版社，我为他的魄力和雄心壮志所折服，为他对作者的尊重和关照所感动。”最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个大项目落户外研社。

    虽然签下了词典的出版协议，但外研社却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刚成立的汉语出版事业部只有4人，人员匮乏；二是外研社没有出版纯汉语辞书的经验，编辑这样一部300万字的词典可谓困难重重。再加上当时“非典”肆虐，工作条件异常艰辛。在通过迅速社外招人和社内调配后，汉语出版事业部组建了一支12人的编辑队伍，但从始至终从事词典编校工作的只有5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主任彭冬林的领导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放弃了几乎所有周末和假期休息时间，甚至吃住在工厂，亲自上机核改。他们在8个月的时间里做了不少于5个校次的编校工作，最终高质量完成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任务。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共收单字13000多个，收词近68000余条，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全貌。它是国家语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八五”规划重点图书，也是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主编是国家语委委员、中国辞书协会副会长李行健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李荣、许嘉璐、曹先擢、柳斌等担任顾问，百位专家花费十年心血编倾力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最大的特点就是“规范”。曹先擢先生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不仅说明什么是规范的，还有针对性地说明了哪些是不规范的，用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一种方便读者的精神，去贯彻规范标准。”

    走进人民大会堂

    2004年2月15日，由外研社和语文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曹先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出席首发式的还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教育部社政司、语用司、语信司的领导，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发行司的领导，以及教育界、语言学界和辞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共700余人。李朋义主持了这场首发式。

    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许嘉璐副委员长说：“如果从全面体现国家现有规范标准这个角度看，至今很少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要求，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所有规范编写的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石宗源署长也表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纂者不但注意吸收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在编纂理论和编写体例上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路和方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得到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云南日报》《广州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各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一时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各地。2月28日，外研社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签售活动，主编李行健、副主编季恒铨亲临现场，向读者讲述词典出版背后的故事，当日创下了在一家书店销售987册的销售记录。在社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外研社开展了大规模的市场营销，上架10天狂销10万册。

    “犯规”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获如潮的好评，却也意想不到地遭遇了“炮轰”。在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针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提交了一份名为《辞书应慎用“规范”冠名》的议案，要求禁止这本词典发行。3月10日，《新京报》公开发表了这位政协委员的议案，同时刊登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的回应文章。接下来几天，学界争论硝烟四起，《新京报》又刊数篇文章持续跟踪报道。虽然词典编写组内一片愤怒，主编李行健先生却心平气和地表示：“我们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有益于词典的修订，一律持欢迎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

    吕叔湘先生生前就力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他说：“如果非要说‘规范’犯了规的话，我认为，它是犯了‘垄断者’的规，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犯规鼓掌叫好！”《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说：“教育界需要基础扎实、紧跟时代的好词典。但哪一部词典是这样的最好词典？恐怕谁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即使有人下了，估计也是‘伪结论’，因为每一部精心制作的词典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瑕疵。我们应该鼓励竞争，因为竞争的最后总是消费者获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些媒体所说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挑战《现代汉语词典》’，我们作为读者应该高兴。”

    在这场“炮轰”风波中，外研社挺身而出，积极维护编写组的正常审定、修改工作。李行健的好友冉淮舟先生在纪实作品《词典的故事》一书中，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当编写组受到很大干扰和压力时，李朋义真是敢做敢当，他不仅跟各种邪气进行斗争，还多次了解编写组情况，对大家表示关心和慰问。由于他与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人脉关系，说服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化解了不少人为挑动的矛盾……在经费上保证了编写组正常的开支，使其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李朋义工作几经变动，但他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关系始终未变。他非常看重的是，与目前动辄耗资数百万甚至千万的一些文化工程相比，同样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却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化运作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和调配人力完成辞书的编写工作。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引入民间力量，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市场运作的机制去进行。”

    从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开始，外研社吹响了进军汉语出版的冲锋号，

    布局词典、教材、学术、期刊、读物领域，陆续出版了《新编大学语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莎士比亚全集》《季羡林全集》《王佐良全集》《汉语900句》、“小学生工具书系列”等双效俱佳的精品汉语图书，搭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相对完整的产品线。汉语出版成为外研社出版主业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