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为基，描绘多歧文学史图景

    傅斯年曾经说过“历史就是史料学”，真历史，只能是从真史料中去认识。经历史学家编撰，即便许为信史，已落第二层义。陈尚君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正如本书的题目：《唐诗求是》，首先求的是史料之“是”。

    陈尚君求史料之“是”，始终贯彻的两个发力点，就是史源的追溯与史料流传轨迹的寻绎。早期对《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便是因发现文献的断层，然后一路追踪，寻绎其记载、流传的轨迹，进而得出结论的。陈尚君的史源学，是真正的史料之源，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步。如书中《唐诗的原题、改题与拟题》一文，就是回到唐诗创作现场，努力追踪文本写作、修改、写定、传抄、刊刻的全貌，再现了诗歌文本完整的生长过程。唐诗与唐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多作品产生于人际交往、饮宴酬酢之中，作者或编者结集时，往往又是一种风貌。通过一首诗不同阶段文本差异的比较，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陈尚君先生对唐诗文本的校勘，打破一般古籍校勘以某一底本为依托，参考其他传世文本的传统方式，而是以每一首诗为独立的单位，寻溯其可靠的史源，从历时与共时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考察其流传和刊布的过程。这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穷极的文献范围更广，所耗精力之巨也百倍于传统校勘。陈尚君现在正以这种范式对《全唐诗》作全面的清理和校订，功成必将为学界提供一部最为信实的文本。

    文献是文学史的基础，陈尚君的唐代文学文献学成果，如《二十四诗品》的辨伪、杜甫晚年行迹的考订、诸多唐诗文本的勘误和辨伪，确实改变了我们对唐诗以及唐代文学史、文论史的许多认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陈尚君先生在《唐诗文本论纲》中说，“要把唐诗文本形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人的研究展开立体空间”，从史料入手，把历史存留的多样性展现出来，让后人获得近乎原生态的唐代文学的真实面貌，这是多么富有雄心的目标。

    历史研究，一般总是指向归纳，史学家的学术旨趣也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垄断对历史的结论。陈尚君对唐诗文本的研究，却让一种开放性的历史研究成为可能，这又是一种研究范式的创新。他做出大量艰巨而具有拓荒性的文献工作，不是要垄断对历史的解释，而是为理解历史的多样性提供丰富而可靠的标本，激活人们解读历史的主体性。如果说陈尚君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一些基础方法，基本遵循传统学术路径，但他用传统方法所开辟出的研究范式，却极具现代性色彩。

    对于文学研究，确定的文本，是在文学意义上作多重阐释的前提；而事实上，真实的文学史却是由多歧的文本组成，把这一多歧的图景描绘出来，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陈尚君的唐诗文本研究，将使唐代文学研究突破瓶颈，迎来新的开阔气象。

    实际上，陈尚君自己在文献基础上，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场域，正在做出很好的示范。陈尚君不仅是“中文专业里历史最好”的学者，也是“中文专业里中文极好”的学者。每次在报刊读到陈尚君的序跋、书评、文史随笔，读到他那典雅而又流利、精炼而又生动的文字，既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感受到汉语文字表达的魅力，是学术与文学的双重享受。当前有学者提倡“述学文体”，陈尚君的文章就是很好的典范。文学的修养、眼光与情怀，在陈尚君的唐代文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比如他的《二十四诗品》辨伪，第一节就是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旨趣、文风取向等文学与文论的角度，予以比较，发现“显而易见的悖向”，从而启动问题，展开探索的。再比如他早期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是非常缜密的考证文章。不久前读到他发表的《杜甫生命至暗时刻的心声》，我想，在其撰写那篇考据文章时，杜诗所激起的文学感应，应该也是撰述的一个动力吧。实际上，在《杜甫为郎离蜀考》以及其后的《续编》中，杜诗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也是以温诗为主要材料，以诗意的解读为判断依据。除了这些诗中提供的历史、典章、名物等基础文献，细读文本，理解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才能将相关作品串起有效的证据链。由于研究的是文学文献，所以要尊重与认识到文学的特殊性。有时候对作品的风格、归属、写作时代等，审美的判断与实证研究互补，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比如《张碧生活时代考》，作者疑孟郊集《读张碧集》一诗，可能为五代诗人徐仲雅的诗误植，就将该诗与徐仲雅所存的两首诗作比较，认为艺术风格较为近似，以佐证其推论。这说明审美判断与文学感悟，在陈尚君的文献研究中，有其重要位置。

    打破历史研究的威权垄断，以信实的史料为基础，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思想的自由，充分彰显研究者的个性。陈尚君的研究中，史料的信实与视角的多元、观念的通达相呼应，有着温暖的人文情怀。比如他非常重视被权威文学史所忽略的民间文学、中小作家、女性诗人。《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讨论民间工匠改写和拼接文士诗的现象，对唐诗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传播，予以平等的观照。陈尚君近期的一系列文章，比如《文学史不可忽忘的胖和尚》，论五代通俗诗僧云辩；《一位无名诗人的进取与落寞》论晚唐小诗人王鲁复；还有在《古典文学知识》《文史知识》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介绍诸多普通的女性中小作家。这一研究取向，体现了陈尚君深刻的文学史观，笔端夹带温情，也蕴含着现代性乃至民主性的价值立场。文学史的权力，不应是被垄断的，文学史有多重视角，多样性的风貌。陈尚君在论王鲁复的文章结尾写道：“今人好谈文学史，文学史所谈的都是大家。而历史之真实场景，则有无数之大小作者，共同在挣扎奋进。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他们的命运有幸有不幸，他们的作品有存有不存，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一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写下一生的轨迹。”这又岂止文学，整个历史何尝不是如此。七略四部，留存下来的资料，都是被权力垄断的帝王将相史，升斗小民，要在字缝里去细细寻找。历史与文献考证，不就是要把历史的原生态揭示出来，打破权力的垄断么？

    关于本书文献学的成就与特点，以及陈尚君在唐代文学文献上的学术贡献，已有过很多专家撰文探讨，笔者疏阔，于文献一门隔岸看山，只能旁逸斜出，在边际谈一点阅读感悟。总的说来，陈尚君的唐代文学文献学，为建构丰富自由，具备充足主体性的唐代文学史提供了无限可能，如何消化、吸收陈尚君的成果，拓展、深化唐代文学研究，是圈内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