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的野史观

    登山兄在北京出版社出了《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我刚拿到书就和他说，老兄何以起这个书名？现在的人很少用“隙末”一词了，放在书名里有点难为读者的意思。登山则回答，用了就用了。我守古训，成事不说。好在如今网络发达，检索容易，再难的词汇，想要知道它的意思并不难。

    我过去说过登山兄的掌故之学，读了他这本书，我想再说一下他的野史观。

    登山著述的一大特点是写人多于记事，他出书十多种，一看题目即知书的最要性在人而不在事，他极少完整叙述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他总是由人写起。我不敢说这是登山刻意为之，但我敢肯定这是他的兴趣自然所致。人比事重要，这是个简单写作道理，但很多写作的人不明白。特别是许多写散文的人，尤其是写所谓抒情散文或者哲理散文的人。他们不明白这些均是哲人干的事，一般人不要轻易染指。如果细想一下，在此类散文和作者之间，关系其实是倒过来的，即文因人贵。事和理多是抽象的，道理古人和西人早已讲完，现在的人能讲出多少道理来呢！所以写作一定要把人放在第一位，为文一定要先记人，再叙事，少讲理，不抒情。小事情在历史中是无痕迹的，但再小的人，家人朋友也不会忘记。话扯远了，回到登山的书上来。

    登山本书是写晚清人物的，方面非常广，从政治家到诗人再到艺人，人物均是成对出现，有主有次，不论人物的重要与否，成对人物关系中的核心元素先情义，后隙末，也即关系破裂。在晚清众多历史人物中，留意人物关系先好后坏事例，非对晚清史特别熟悉者不敢下笔。登山在这些人物关系中梳理了一种始于情义，终于隙末的故事，相类的故事找一两个容易，但像登山这样成串发现实属难得。虽然每文单独成章，但登山用心搜集人物关系中的相似内容，概括为情义和隙末，整体看来可视为晚清人物交往的一个图谱。读晚清史，专业史学著作外，登山的著述何妨一读，在职业史学家笔下划过的人物和细节，在登山这里重新复活了，而且复活得那样生动。

    如果对登山的著述不是特别熟悉，或以为登山的书均在野史范围，其实登山在专业上下的功夫，一点也不比在野史笔记方面少，只是因为他的读者更多更广，人们误以为登山只是讲历史故事的人了，其实他的史学修养相当好，史观也相当通达。登山从不以把自己算在掌故和笔记作家中是贬低了身份，反而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另一种褒奖，因为就一般著述流传的生命力来判断，总体上野史的命比多数所谓学术著作的命长。登山深知此点，所以多年来在自己认定的写作路上长跑不止。登山虽没有说过野史高于多数专业学术著作的话，但他的创作实践表明，这样类似野史写作，一定有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登山的著述能够长销的原因。

    中国史学传统中，正史之外的所谓野史本来也不是个贬意词。野史的文体多以掌故、笔记、口述记录甚至是记实小说等为主要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好看的主要标准一定包括了语言好、叙述方式吸引人等特点。登山的掌故笔记阅读量非常大，眼光自不在话下，故事性外，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判断，都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如果说野史即谓好读的同意语，我以为登山的书均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陈寅恪和钱锺书是最喜欢读野史笔记的学者，他们著述中常常引用。除了趣味之外，其中也暗含他们对这种著述的评价态度，也就是他们从不否认野史笔记的价值。陈寅恪读《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时，曾写文章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认为官修之书多流于讳饰，而私家著述又容易诬妄，治史的最好办法是两类著述等量齐观，详辨慎取，这样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这是陈寅恪的野史观，我以为也是登山的野史观。登山重看晚清历史人物，可谓篇篇都是正史野史并用，特别是在历史的细节方面，有时候野史起的作用还非常关键，这样的例子书中极多，读者想必会与我一样有相同的阅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