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文学、文献、文化价值兼备

    《桂堂余录》是中国近代云南省重要政治和文化人物由云龙的旧体笔记。

    由云龙（1877-1961），字夔举，晚号定庵，云南姚安人。清代举人，后毕业于北平大学。1908年创办《云南日报》，民国历官永昌府知府、云南省教育司长、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厅长、云南盐运使、代理云南省长、云南实业司长、云南省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秘书处长、云南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等。曾赴日本、美国考察工业，归国后在云南创办电力、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并首先在云南创办电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云南省人民代表，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应周恩来总理特邀参加中缅划界工作，圆满完成工作后又受邀到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从事文史工作，但因病未能成行，直至病逝。

    由云龙先生出身名门，不仅为官政绩斐然、功勋卓著，为文治学亦造诣颇深、贡献巨大。他潜心著书修志，总纂《姚安县志》，有诗集、文论、笔记、研究成果多种，如《定庵诗话》《定庵题跋》《石鼓文汇考》《滇故琐录》《清故脞录》《桂堂余录》等；他雅好楹联，有《楹联录存》《定庵楹联》存世；他善书法，初学颜、柳，篆摹石鼓文，隶临《石门颂》《华山碑》，间写墨梅、山水等。由云龙酷爱收藏，有大功于文献，除了先贤书画外，还收图书12万册，后均捐赠云南省各大图书馆。云南王卢汉评介说，由云龙学有根柢，游学美日，兼通东西，著述十余种，可称有三长而得四要、才高卓识的学者，并在《姚安县志·序》中盛赞其曰：夫由君云龙，滇中耆硕。以七秩之高龄，负千秋之大业。胜任愉快，固不待言；矍铄忘劳，尤堪敬佩。（见由云龙总纂《民国姚安县志》）乡贤秀士对由云龙的总评价是：藏书之丰，著述之富，堪称滇中巨擘。

    先生著述，参考《民国姚安县志》及现存著作，梳理如下：《定庵题跋》，辑历年收得精拓六朝各碑及滇省先后出土之碑，为之逐一考订其朝代、文字，间亦阐明书法源流；《石鼓文汇考》四卷，石鼓文作自何时，唐以后聚讼纷如，汇而辑之，以待后学之印证；《滇录》四卷，仿《宋录》《晋录》而作，详于近事而略于古昔，记滇省铁路、矿产、外交尤多；《涵萃楼藏书题记》四卷，对二十余年收录的三万余卷典籍仿马端临《经籍考》例进行编目，钞其序跋，以铨次卷帙、董理旧闻；《北征日记》一卷；《东游日记》一卷；《西行日记》一卷；《南旋日记》一卷；《高峣志》八卷；《由氏族谱》一卷；《楹联话旧》二卷；《定庵文存》四卷，为回滇办学创刊《云南日报》时所撰，收录敬告、演讲、论说诸文；《定庵诗存》四卷，辑先生晚年诗作，先生诗取径香山、后村，脱于粗浅俚俗窠臼，力倡西江、半山，晚年吟咏益臻老到深刻，其挚友周钟岳称其诗醇雅清夷；《定庵诗话》二卷，先生惩近时诗家俚浅之病，多采宋代西江及清末诸家意旨、词笔深刻雅饬者以示之，其隐德弗曜者亦录收表彰焉；另撰《漫游百咏》《清诗纪事》，辑李慈铭之《越缦堂日记》《越缦堂诗录初集》《越缦堂诗录续集》《词录》等。另有旧体笔记三种：《清故脞录》七卷，记录清人遗闻轶事，以拾遗补阙，资今人借镜参稽；《滇故琐录》四卷，所录滇人、滇事、滇史、滇风物等；《桂堂余录》二卷，原为《桂堂脞录》（《姚安县志》记录为《桂掌脞录》）八卷，记载有清朝野暨滇省诸先达遗闻轶事；另有《蛮爱会案国防日记》《护国史稿》《游美笔谈》《疏凿仙云两湖口碑文汇录》《幻缘记传奇》《南雅诗社吟稿》《搜幽阐奇录》《人生六大问题》等。

    本书是对《桂堂余录》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印刷本进行整理。《桂堂余录》全书内容分四卷，目前所见仅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全书未分篇章，按照内容所记有200余则。前有序，内容为：书名由来，先生曾居大理西山书院山长旧室，上有匾额书“桂堂”，本书所记内容多写于此，故有此名；成书时间为庚戌至辛未二十余年读书得间或闻之友人有足裨助文献辨证书史者札记；此书非原书，原书为八卷的《桂堂脞录》，但因付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手稿毁于战火，又无副本，痛心之余，搜部分余稿辑之而成。与原书比较，《桂堂余录》在内容和深度及价值上都有所区别，不仅限于记载有清一代、滇一省的朝野和先达逸闻轶事，而是扩大了很多，古今中外人、事均有涉及，然学识深度不及原书，用作者本人语来说是有“肤腋之分”，聊作“敝帚之享”。

    虽有遗憾，但《桂堂余录》有综合文人笔记、读书笔记、史料笔记的特点，不拘一格，内容丰富，仍然有很高的文学、文献、历史、文化价值。其所录题材广泛，包括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内容，较为繁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奇人轶事。书中的奇人甚多，有历史名人，上至秦汉下至民国，皇帝、名儒、名臣、奇人异士、平民百姓，但凡他有感于其人其事的，均录之。如秉心塞渊的汤斌，神秘莫测的石哈生，未卜先知、身负奇才的宋石芝、程济，刚毅有大义的左忠毅公光斗，诗作独具神韵的王渔洋，文武兼得的彭刚直公玉麟等。综合来看，其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滇”有关。或是滇人，如安宁杨一清，昆明赵光、萧培元、释湛福、钱南园等，保山范廉泉，大理杨竹溪，曲靖喻仲孚，石屏张竹轩，大姚刘渠堂，蒙自陆葆德等；或是曾游滇、宦滇之人，如吴三桂、黄培林、宋石芝、王沛憻等。二是历史人物。宋仁宗、苏东坡、清高宗、张献忠、左宗棠、曾国藩、张居正等，或转述书中所见，或有感于其事迹，或有惑于书中所记，往往有所议论，颇为中肯。三是让作者有感悟者。或身边师友，如撰《劫外昙花》之林琴南、撰《词余丛话》之杨朋海、工于书画的释湛福等；或目见耳闻有事迹者，如作者曾馆于其家的刚正廉洁的方聘三，又如贞女烈妇之张氏、陈曾氏、周泽农妻等。

    历史事件。有史书中记录的可资鉴戒取法的汇录之，如录《魏志》中司马朗、郭林宗事；有感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博于引证、议论持平，录其对郭脩刺费祎等事、马援《诫子书》和《吴志·张昭传》等之议论；尤对晚清历史事件记录颇多，详尽描述了晚清云南省和其他边疆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

    时局时事。先生有家国情怀，对晚清至民国全国和滇省时局颇为洞察，对滇省历史文化极为熟稔。书中录有晚清名臣奏折、书信等，非常珍贵。有对时局时事的深刻见解也反映在书中，如分析滇铜之弊甚为切中要害，字句间表达沉痛、急盼革新之感；对晚清政治、外交局势有记录和分析，如政治斗争、官场倾轧等记录，其中一些材料在别处无从得见。

    滇省人文历史文化。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但凡与滇省有关的人物他都格外注意，在书中他也对滇省人文风物有颇多研究和议论，如甘公祠、金殿、土主庙等；对文献中涉滇记载有质疑的进行辨证，如《元史·张立道传》载元以前滇南人不知有孔子而祀王羲之为先师，《两般秋雨庵随笔》载腾越善制纸褥等；对滇省的风俗如滇西赘婿等也有一些议论。

    文献研究。由云龙对于滇省的文化文献方面的记录是极为可贵的，作为文献大家，他在书中记录滇省文人收藏有何书、曾在某地某人处见过某书等信息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如记滇中赵文敏书《妙法莲华经》七册的版本和流传、散佚情况，记杨一清《关中奏议》尚存孤本、《石淙诗钞》毁于同治之乱的情况等。另有文献辨伪、辑佚事，颇多见解。如《南诏野史》本之于《滇载记》，而芜陋特甚，殆后人伪纂而托名升庵，抑或别有原本为升庵所作，非今行之本耶，湖州陆氏藏书竟以利诱授之外人（日本人岛田翰）等。还有一些名物考证、文字训诂等。

    奇闻奇事。作者有一颗好奇心，对于一些奇事怪事颇为关注，如对于割股之事、男人哺乳之事、轮回之说、黄老之术、奇门遁甲、奇谈怪论等有记录，亦不排斥现代哲学和科学，如对理性、本体等哲学概念，对卢可封所纂《中国催眠术》等都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研究。

    本书所录内容有些为作者亲见，补充了史书的记载，并对于诸多关系云南的历史问题的考辨也非常具有价值，作者提出的独到见解，具有史料价值；书中不少文人轶事为作者亲笔，语言质朴凝练，文采亦佳，议论精辟，情感浓烈；还录有一些文人作品、诗文、楹联等，具有文学价值；书中涉及的文献资料达数百种，如喻仲孚名怀信，曲靖人，著《人鉴》一书，分类别门，采古名圣名贤言行录列之，凡八十卷等，可见其文献价值；笔记中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容比比皆是，尤其是地方风物、语言的描述和考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当然，《桂堂余录》非最初之稿，为余稿中选出，加之文本中错漏讹误不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价值。

    本书对《桂堂余录》进行标点、校勘，偶有注释。须加以说明的是：第一，原本为方便阅读和查阅，拟加篇名，但思虑再三，决定不妄加篇名，因深恐能力有限，不能达于先生本意，反误导读者，损笔记之价值；第二，原书中有部分内容约两千字篇幅，因不符合出版相关规定而被删减，因此校注本并非原书全貌，固为遗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