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现代文坛失踪者”李词佣
李词佣，何许人？可能许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他是福建诏安人，诏安县立师范毕业，1924年到马来亚华文学校任教，曾一度离职返国。七七事变后，由上海重返马来亚，在槟城钟灵中学执教，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担任《新生月刊》主编。李词佣的抗日救亡激情，可以从他的文章篇名《论当前抗战建国之任务》《南洋慰劳团应注意的几件事》中，略见一斑。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亚；12月19日，槟城沦陷。日本侵略军于1942年4月5日、6日两次大肆搜捕槟城抗日人士，钟灵中学十位积极参加筹赈和宣传抗日的教师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共有八位教师殉难，其中之一就是李词佣。李词佣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作家身份，著有散文集《椰阴散忆》和诗词集《槟榔乐府》。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却是一个“文坛失踪者”。据文学史家钦鸿考证，他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而且他的入会与许地山有关。
（详见7版）
陈寅恪：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师
五十年过去了，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幽灵，并没有隐入历史的荒塚。“他的学理到处流传，这对他的骨灰倒是一种慰安。”（拜伦）漫步在故居的林荫小道，我从内心点起崇敬的香烛，纪念这位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师。和同时代人相比，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不算多，但有很强的精神魅力。三联版的《陈寅恪集》，既是文集又是像集，精编精制，为读者开启了读其书思其人的方便法门，功德无量。陈寅恪先生是纯正学人，远离朝市，拒绝媚俗，一辈子读书、教书、写书，不负文化之托命。他的重大关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现世功利。作为一代宗师，其脱俗求真的表现形式，难免“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共存，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面对陈寅恪的精神史，切莫随意浮想，作出非学人化的解释。尽管他的某些撰述有沉痛的身世感，像清初陆崑曾说的那样：“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伤在今。”对此，后人“应具瞭解之同情”！
（详见9版）
历史的中国与西方
晚明前清时期，耶稣会士也试图利用由文化误读而产生的诠释，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利玛窦就是主要代表，所谓适应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迎合了中国统治者的需要，而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则因为害怕涵化出一种失却基督教纯正性的中国式基督教而命令终止这种做法，结果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始终遭遇强大阻碍，在中国也终究未能产生一种如中国佛教那般融合中西两种智慧的新文化。反过来，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发生过针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式创造。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既不系统，又充满因语言障碍和传教需要而导致的歪曲，而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在利用这些知识时又完全着眼于自己眼前的需要，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自己论战观点或知识体系的证据，使得同样的内容产生各式各样的解读。这样看起来启蒙时代许多新学说都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实际上很多是误会中国文化的性质所致，然而这种误读促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他们把中国文化诠释成证明自身理想的根据。
（详见13版）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去世
瑞典语言学家、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和瑞典学院院士悦然·马尔姆奎斯特（GöranMalmqvist）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在中文地区。他以汉名马悦然为人熟知。1924年6月6日，马悦然生于延雪平，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师从同乡汉学家高本汉，1948年靠着“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赴华调查四川方言，后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师，五十年代在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做文化秘书，又赴澳大利亚教书，再返斯大教中文，1985年入选瑞典学院，坐五号席。安德斯·奥尔松院士告诉报联社，过去两年，在丑闻导致学院出现危机期间，马教授拖着病体，坚持出席了院内所有的会议。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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