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名篇名家太多,但真正写得好的,大多是“业余作者”,是那些把写诗当作“余事”的人。
屈原之前,诗人留下姓名的极少。《诗经》大部分是集体“创作”、官方当作“民意”收集起来的。屈原以后,汉乐府以及后来的南北朝乐府,仍沿用此例。不过,“出名”的诗人渐渐多起来,他们大部分是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平民百姓玩诗的基本没有。
比如屈原,身为楚国大臣,立志富国强兵,一度得到楚王的信任,正准备大展拳脚,却被馋臣陷害,身遭流放,满腹“离骚”、忧国忧民,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假如屈原仍受信用,政务繁忙,哪来的功夫写诗!
再如陶渊明,穷得要饭,但他的曾祖却是东晋头号名将陶侃,他完全可以出仕做官,事实上他也当过彭泽县令,因为受不了官场习气,加上看透了篡弑成风的政治形势,才归隐山林。陶县长写诗,不是为了出名,只是宣泄一下胸中的郁闷。就是李白杜甫,也没把写诗当成正经职业——当时许多“有才”的人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通过写诗“一日声名动九重”,获得达官贵人的举荐,直接进入仕途。可是,错过“高考”后果是严重的,没有“学位”,李白弄了个供奉翰林,杜甫在工部“参公管理”了一阵,加上战乱,什么“长啸一声安天下”、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统统落空。
把写诗当成职业且名气较大的,略后于屈原的宋玉算一个;李贺只能算半个——因为父亲名为“李晋”,为避父讳,李贺不能参加“进(与“晋”同音)士”考试,也就做不成官,只好转行当诗人。南宋的姜夔算一个,陆游算半个。陆游本想“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他“高考”成绩虽好,军政才干并不突出,韩侂胄北伐惨败,证明当时那帮主战派(陆游在其中)本事一般。陆游后来回到山阴,“老住湖边一把茅”,躬耕田亩,不停地写诗,高产达几千首。但说实话,这几千首当中,足以留传于世的占比很低。
唐文宗喜欢诗,想专门设立“诗学士”,大臣李珏说:“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文宗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按说唐代诗人基本上属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行列,“浮薄”的不多,高适都混到大军区司令员一级(节度使),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都相当于部级干部,写诗态度很端正,没有“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或“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这样的“创作”,但李珏一句“浮薄”,还是让文宗闭了嘴。可见就连爱诗的唐文宗也不得不承认,诗人大多“浮薄”。
都说“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诗人跟“浮薄”挂上钩,怪只怪那么多“只”。
比方说庾信,标准的“文二代”,诗文写得相当漂亮,人品却很一般。当初他奉梁武帝之命,守卫首都建康朱雀门,抵挡侯景叛军。紧要关头,庾诗人正嚼甘蔗(估计是紧张,找东西压一压),一箭射来,击中门柱,庾诗人魂飞魄散,甘蔗“应弦而落”。
庾诗人不光甘蔗掉得利索,溜得更利索,弃军逃走,朱雀门自然守不住,侯景舒舒服服地进了城。“庾跑跑”后来奉命出使西魏,被留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跑跑”成了“庾开府”,作文说,侯景之乱是“大盗移国”——这是弥天大谎,侯景攻陷建康,一靠大批释放北人在南为奴者和土著奴婢壮大队伍,二靠“庾跑跑”这种人帮忙。对此,“庾跑跑”闭口不提。
“庾跑跑”还不是最“浮薄”的,阮大铖钱谦益等辈,那才叫一个“贱”。有这么一帮人混在“诗协”里,叫人不说他们“浮薄”也难。
“唐初四杰”风光无限的时候,名将裴行俭就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果然,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等皆不得善终。魏文帝曹丕素以诗文自负,一次,孙权派手下赵咨出使魏国,曹丕问:“吴王颇知学否?”赵咨回答道:“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曹丕挨了一闷棍,却不好发作。
战地黄花分外香。立言立德立行,屑玉吐珠、自然天成。没有生活基础,一味矫揉造作玩弄词句,虫吟草间而已,何诗之能为!
除了这个“定律”,中国古典诗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写离愁的篇章特别多。
“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廖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
离愁别绪写得这么感人,有原因。
中国人家庭观念乡土观念很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特别不愿背井离乡。迟迟吾行矣,去父母之邦也——连圣人都这个样,一般人更不用说了。加上咱国家一贯大,“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不让那些有文化的远行人写两句,你想憋死人家?反过来说,如果咱一直小国寡民,大家出个差从个军上个班都方便,那些离愁别绪就难得一见,或者就是写出来也不怎么惨。彭斯怀念苏格兰高原,诗还写得相当轻松愉快呢!原因就是他的国“小”,所谓“远行”在咱们看来就是串个门。而俄罗斯民歌的离愁别绪,跟咱相比,就“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大有大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