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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时常就“大院子弟”题材作品引起争论。其实，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概念仅限于特定时期部队大院的孩子及其优越感。在那个差不多所有平民子弟都要上山下乡的年代，大院子弟不仅意味着出身优越，而且出路很好，令人羡慕。
但影视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院子弟形象却在于，全社会都眼热的东西，他们却显得满不在乎；明明前途光明，他们却四处逛荡，似乎并不着急上进。不过他们表面上虽然坏坏的，内心里并不坏，也有正义感和血性，还很聪敏，所以确有其可爱之处。
这让我想起了普希金叙事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作为18世纪、19世纪俄国贵族社会“多余的人”的形象，奥涅金潇洒而又慵懒，自命清高而又无所事事，迷住了美丽、纯洁的少女达吉雅娜。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也许这个人物有相似之处。
但类比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奥涅金并未始终占据作品的中心位置，真正光彩照人的形象是达吉雅娜，她从空谷幽兰似的乡村少女一跃而为令人仰慕的公爵夫人，奥涅金却从当年的高傲、无情变为苦苦追求者的虚荣、卑微。但真正构成作品张力和内在诗意的是，达吉雅娜虽然顺从了命运的安排，洞悉了世事，但女王般的雍容之下仍然是那颗纯真的少女之心。所以当奥涅金撞见达吉雅娜在卧室里垂泪翻看当年情书并跪倒在她面前时，她只是颤抖了一下，轻轻地说：请起来吧，奥涅金，今天也让我来开导开导您。您当时拒绝了我，那篇教训至今叫我心寒，但您那时的行为堪称高尚，无可指责。可如今是什么情感使您跪在这里？卑微之极！我情愿抛却这豪华、热闹和纸醉金迷，去换取满架的诗书和我故乡的安宁……这番话可以说是对“多余的人”的历史评判，但又不是教训气，而是出自一位美丽、善良、优雅的俄罗斯女性，让人如临其境，经典艺术形象正是这样不朽的！
过去中国社会颇受苏俄文化影响，如年轻人模仿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领袖演讲片断，专门去看《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短短几分钟的小天鹅芭蕾舞，哼唱俄罗斯名曲，到“老莫餐厅”聚会……然而，不知为什么，当我们创作时，酿造的生活之酒却似乎总不如人家醇厚，俄罗斯人的文化酒杯有时过于浓烈，而我们经常是温吞水。比如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结尾：“我们浪费掉了太多的青春。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小长大，还不懂得爱和被爱”。实话是实话，就是太直白。正像网友说的：“他们写的拍的那些都是从小亲身经历过的事再来点艺术加工，属于回忆录。”艺术当然不应该拔高生活，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过于平实、琐碎，缺少浪漫精神的熏陶，又怎么写出人生的诗意呢？
其实，生活和艺术是息息相通的。例如十二月党人，因为与沙皇的政治抗争而被处死或流放西伯利亚。但感人的是，他们同样出身名门的妻子，也宁愿一同流放，客死他乡。列宾名画《不期而至》和俄罗斯诗人们再现了这一感人的历史瞬间，当流放者出现在妻子面前，妻子说：亲爱的，让我跪下来，先吻你的脚镣。你的泪水和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给我吧，我是你的妻。这是多么高贵的请求！如同达吉雅娜的优雅口吻，却是真正的“血色浪漫”！那一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为世界贡献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赫尔岑、蒲宁、别尔嘉耶夫等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创造了多余的人、十二月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忏悔的贵族等历史名词或艺术形象。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真正的“自我认知”应该“是对环境的反应之评判，而不是对环境的评判”。
如今，中国人也有条件去欣赏《天鹅湖》等高雅艺术，但中国当代文化作品仍感世俗气太重。如果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凝望远去的生活河流，如果“老炮”老了还是白发苍苍地冲出去和“小辈儿”喊打喊杀，那我们就只能满足于自娱自乐，文化小康，可是那具有高贵精神美感的艺术经典是多么令人高山仰止而又难以割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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