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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
为了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诞生，中共中央拟于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中共中央对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7月1日纪念党的第二十八个生日后，就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任副主任。经过充分讨论研究，拟定开国大典由三大议程组成：（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2）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3）人民群众游行。
9月21日至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极其民主而和谐的气氛。从《共同纲领》、政府组成，到国名、国旗、国歌、国徽，无不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按会议程序表决通过的。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最后一天的讨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质疑。他和几位老先生都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况，“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文，原义与“人民”相同。于是，经过讨论和表决，终于采纳了这个提议，确定新中国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表述方式。周恩来对此作过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中华民国”已经叫了38年，一下子取消，怕有人不能接受。对“中华民国”这一简称的使用，大家有不同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周恩来和林伯渠极为慎重，联名设午宴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征求意见。这些都是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老人。反复交换意见以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
这样，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所有大会文件中，统统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
开国大典，广场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在开国大典筹委会确定的三项议程中，无论哪一项，首要的问题都是选定场地。最初选择场地时，曾考虑到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两处。经过周密对比研究，最后选定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原本是皇家专用的一块禁地，是不许老百姓通过的。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中华北门及其东西两道南北走向的红墙之间，直到金水桥前凹形的空场，其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七八十米，远没有现在这么宽大。
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举行第一届市民代表会议，会上作出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遵照这个决议，北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了天安门广场整修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项：一是，整修广场场地供群众集会用；二是，修补东西长安街道路供游行的群众队伍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三是，粉刷天安门城楼；四是，在天安门广场最适合的位置设计并修建与天安门城楼顶一样高的旗杆，供大典时升国旗用。四项任务中的第四项为重中之重。全部整修工程必须在9月完成。
整修天安门广场场地，主要是靠北平市各界群众义务劳动实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在9月10日星期六下午组织4300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消息在报上和各学校一公布，两天时间内，就有18000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9月10日15点，劳动开始。在广大学生的影响下，北平市各界群众纷纷来到广场，参加义务劳动，广场很快就旧貌换新颜了。
修建旗杆是整修广场工程四项任务中的重点，完全由专业人员承担。市建设局相关技术人员主持这项工程。当时提出要求：国旗自动升降，升旗时间要同国歌演奏时间相协调，国歌奏完，旗升到顶，并自动停止。原来，设想旗杆要与天安门城楼顶等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时间紧迫，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
技术人员到自来水公司选了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用钢管，套起来焊接到一起，只能做到22.5米高，报经上级批准后，按这个修建。施工人员日夜加班，靠搭脚手架，把22.5米高的旗杆树起来，在底座上固定牢，同时安好了自动升降装置。在装上旗杆前，对这套装置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调试，基本做到了正常运行，时间上也符合要求。
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他们又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时，预埋了一根横穿马路的钢管，导线通过钢管横穿马路，沿金水桥越过金水河，从城楼东南角引到城楼中央，在那里接上一个开关按钮。经过多次试验，确认自动装置运行正常了，施工人员才撤除了旗杆四周的脚手架。
9月30日，在正式启用前，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试验。没想到的是，旗子升到顶了，马达还在转动，结果旗子绞到杆顶的滑轮里撕破了，卡在里面退不下来。这时，脚手架已经拆除，无法修理了。
这下，可急坏了大家，马上向建设局领导报告。很快，调来了组建不久的消防队。可消防队架起的云梯比旗杆顶还低好几米，根本够不着。这时，有人急中生智，提议找来两位善攀高、颇有些名气的搭彩棚的高手。他们到现场一看，二话没说，冒着危险从云梯爬过去，再攀到杆顶，把旗子从滑轮里取了下来。
技术人员又连夜进行多次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终于有把握保证升降装置正常运行了。但是，他们还是怕“万一”再有意外。经报请大典指挥部批准，又准备了一套保障措施，即：开会时，让一个人守在旗杆下，万一再发生旗子升到顶自动装置不停的情况，便立即手动切断电源使升降装置停下来；另一个人守在天安门城楼安装开关电钮的三脚架边上，以便从技术上保障升旗顺利完成。
1954年6月15日，日内瓦会议举行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艾登担任会议主席。朝鲜代表南日首先发言，他说：如果会议不能在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上取得谅解，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首先在维护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他提出了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周恩来支持南日提出的六点建议，莫洛托夫主张与会各国发表宣言，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他们三人发言后，主席艾登说：在我的名单上没有要求发言的名字了。这时，有人突然建议暂时休会，得到主席同意。
这次休会的时间长达40分钟。重新开会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首先发言否决了朝、中、苏提出的所有建议。
几个人接着发言后，一位泰国代表宣读了一份包括美国等十六国的共同宣言，结论是“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想把在日内瓦会议上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完全关死。
这时，周恩来站了起来，压住怒火，以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说道：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周恩来接下来建议通过如下内容的决议，即：“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给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与会各国都感觉到了，周恩来最后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
周恩来的发言引发了以后广泛流传于外交界的一场妙不可言的舌战。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马上解释：“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停战协定与十六国宣言中了。”
周恩来马上反驳：“斯巴克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斯巴克又解释道：“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其他的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周恩来毫不示弱，起立发言：“如果说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合情合理，富有说服力，斯巴克和许多与会代表一样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发言表示：“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尽管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各国都无人反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只好说：“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美国代表史密斯急了，马上起立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
周恩来再一次以缓慢而沉重的语调作了发言：“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质的建议。”周恩来补充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有关朝鲜问题的这最后一次会议，时间超过五个半小时。主席在裁决所有这些发言都将载入会议记录以后，宣布会议闭幕。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宽阔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给与会者及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初露锋芒。
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立刻一片沸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国家代表纷纷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祝福，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百般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这一席位长期被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努力。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国家的赞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仍未能通过。在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周恩来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联大会议同意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
作为美国方面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它越来越难以操纵联合国。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甚至表示要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反对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将“两个中国”的方案公开抛出。以后，美、日等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及“双重代表权案”，力图保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十分关注第二十六届联大的情况。8月21日，他接见回国大使及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二部等部门负责人，宣读和解释外交部20日批驳美国政府提案的声明。当他问及与会者，美国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经同哪二十个国家开会时，被问者大多答不上来。周恩来当场批评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个样子不行啊。随即，他逐一地举出这二十个国家的名字，并分析道：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
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中，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炙热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它们。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新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了全新的外交格局。
中国放弃对日索赔
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人民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涨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
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舌战群雄
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强调说：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经过反复讨论，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日本还是同意了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但在表述上则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而且将至关重要的“权利”二字从声明中删去。
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大致可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找到答案：（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当局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力量还很有势力，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势必在客观上助长反对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势力，不利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目标。此外，自从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本版内容摘自《细节的力量》，李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7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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