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圣遂的出版观：关于出版的本质

    贺圣遂，当代著名的职业编辑出版家。自1993年从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调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履新开始，他就与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93年到2013年，贺圣遂历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社长、董事长、总编辑，曾兼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等职，将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光奉献给了出版事业。在二十多年的出版岁月里，他成长为杰出的出版经营管理者和出版业界的领军人物，满载荣誉。2004年获得上海出版人金奖，2008年荣获第十届韬奋出版奖，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年“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称号，2010荣获首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物奖和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历练和拼搏，并没有磨洗、减褪贺圣遂的学者底色。他重视编辑出版理论学习，潜心钻研，勤于笔耕，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出版评论文章，不断地向外界表达自己对中国出版业的观察和思考。

    文化本位观的坚守

    贺圣遂在投身出版业之前一直在复旦求学、教书，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研究古代典籍的他对印刷和出版浸润着中国传统的“刻书泽人”“积书积德”的观念，认为出版业有助于教育启蒙，开启民智，是功德无量的行业。进入出版界后，这种内镌的认知与出版具体实践结合，他边学习边积累，边思考边总结，对出版事业内在本质的理解和对出版工作价值的判断愈加深入和透彻。经过较长时间的积淀，贺圣遂形成并确立了“文化本位”的出版观。他多次强调出版的文化本质，认为出版始终要和文化在一起，“出版是将作品传诸社会的活动，正因为此，出版的着眼点是书籍的内容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是书籍如何在社会上传播并产生影响。出版经济是为出版文化服务的，出版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所有出版活动都要以文化本位为最终指向。”在贺圣遂看来，文化是一国之精神支柱，是民族赖以发展的根基。而如果文化离开了出版的反哺，它还有很多的存活形式；反过来，如果出版离开了文化的正确轨道，那它肯定是要死掉的！

    贺圣遂始终秉持“文化出版”的情怀，认为：“出版人最引以为傲的，应该是编辑出版更多惠及当今、传之后世的优秀图书——这是出版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出版业在社会上立足、发展的依据。”（贺圣遂：《俞晓群：文化理想，出版志业》，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

    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出版企业掌门人的贺圣遂不会也并没有简单否认或轻视出版业的产业属性，认为“出版物商业运作对人类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是要不断地寻找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贺圣遂非常赞同出版理论家刘杲先生“在出版活动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观点，认为图书出版是一种经济行为，讲求效率、码洋、利润、品牌等市场化指标，但更应该是一项文化事业，市场行为的最终目的还是文化与学术，“出版业除了产业属性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塑造文化和传播思想的功能造福社会”，“出版最主要的特征是发掘文化、传播文化，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并非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而是间接产生的社会思想链、经济链上的泛效应价值”。在贺圣遂眼里，出版业的贡献体现在产业之外，出版应让思想闪光，“对出版来说，它一方面要承担文化积累与知识传播的工作，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应承担起对当代的学术思想文化建设作贡献的责任，让先进文化凸现，让先进思想闪光，以此推动社会向新的正确的方向前进”。推及到自己多年从事的大学出版事业，贺圣遂继承、延伸、拓展了“文化本位”的出版观，提出“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的根本”“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的立身之本”，强调“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的使命与追求，大学出版社的属性是服务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大学出版社往往继科研、教学之后，同图书馆、实验室并列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势力’，也是辅助和催化学术发展的重要机构”。

    出版观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定的出版理念，它是一种抽象性很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纲领，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色彩，它往往通过感性、具体、细化的出版实际操作表现出来。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者，贺圣遂坚守“文化本位”的出版理念，体现出以文化担当为内核的胆略、识见与执行力，诸如原创经典、学术引导、使命情怀、文化理想在他口中出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销售码洋和经济效益，富含文化价值的精品图书的付梓问世和获得读者的广泛肯定是比数字利润更让他感到心满意足的事情。于是，贺圣遂策划和主持出版了《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人口史》《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域外汉文文献”系列、《裘锡圭学术文集》《历代文话》《三十年集》等高质量学术著作，“南怀瑾著述系列”“悦读经典一百句”“复旦大历史系列”“名家专题精讲”等人文社科精品丛书系列也获得极佳的社会口碑和市场业绩。

    这些文化精品的出版让复旦大学出版社获得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图书奖近二十项，获奖数量、获奖质量均在全国大学出版社名列前茅。复旦版人文学术图书在“走出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在贺圣遂的领导下，复旦大学出版社迅速崛起，获得首届“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成为了中国原创性学术出版的重镇。

    身处大学出版的第一线，贺圣遂总结了自己在大学出版领域经营管理、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对大学出版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陆续发表《大学出版与出版大学》《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的使命与追求》《一流的大学应该产生一流的出版社》《大学出版：主题与强势》《大学出版：超越与回归》《我看大学出版》等文章，就大学出版的性质、宗旨、现状、弊端、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其中不乏深具改革创新意义的观点，如他要求大学出版社要与其他出版单位有所区别，不能随大流，要努力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在当时出版社集团化、规模化浪潮甚嚣尘上的情境下，不啻为一味清醒剂。此外贺圣遂还提出“在出版社内部应形成一种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双轨并行的机制”的改革设计，认为“如果在出版社内部能够将这种双轨制较好地贯彻下去,就能够在选题确立、编辑加工、营销策划等方面组建两支队伍,各自扬长避短,使得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齐头并进,各得其所,最终确立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形成特色和品牌效应”，并细致阐释了施行双轨制的环境条件和人才优势，鼓励国内的大学出版社凝聚共识、鼓起勇气、与时俱进，努力推进出版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让大学出版社真正成为学术的支点和文化的高地。

    “科学出版观”的提出

    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5年召开的六中全会又明确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各界都在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思考着如何在实践中贯彻与落实，实现本行业、本单位的科学、理性、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贺圣遂敏锐地觉察到国内出版业以往只注重数量增长、码洋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没有了多少空间，到了改弦更辙、开辟新路的时候了。而且，作为在出版一线的奋斗者和对出版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者，他深刻体会到探索和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出版的状况、规律、影响，可以为自己的出版工作提供借鉴，并对当前出版业的运作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贺圣遂于是挑灯走笔，依托从事出版编辑活动以来的实践经验，结合出版业实际情况，写下了自己对科学出版观的认知和思考。

    在《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考》中，贺圣遂开门见山，摆明态度，“对出版人而言，思想上要首先形成科学出版观”。只有在思想上确立科学出版观，才能在出版实践中将科学发展观扎实落到实处。那么，出版领域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科学、持续的发展呢，贺圣遂提出了三条建设性思路。第一，“高度重视出版内容和形式的传承与创新”，在“充分重视挖掘、整理、保存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更要“密切、热心地追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事物与新的成果，关注当代思想文化的创新活动，承担起有思想文化创新价值的著作的出版并使之社会化的使命”；第二，“坚持文化目的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反对片面强调出版的文化属性或经济属性，不同的出版单位应依据自身条件和特色，对“主体出版”和“流行出版”可以有所侧重，强调“文化目的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并实现双赢”；第三，“主张竞争有道，提倡可持续发展”，重视竞争的战略意识和企业文化的培养，着意塑造图书品牌，聚焦“常销”的中长线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出版的长时段效应。另外还要注意人才建设，突出“人才队伍建设是出版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考》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后，立即引发了国内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如果说《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考》是贺圣遂对中国出版业发展观察和介入的一个支点，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外界的重视，撬动、冲击了出版界人士的固有观念板块，同时这也是一个基点和起点，激发着他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出版技术、出版内容、出版主体、出版经营、出版制度等多方面延伸、拓展着自己的探索。例如，针对科学出版观的重要关切点之一的出版技术和出版形态的变迁演进和发展趋势，贺圣遂就撰写了多篇出版评论。在他看来，技术改变了出版史，是影响出版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推动着出版业不断向前，“在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技术构成知识，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提供物质表现”，“它在出版业留下的痕迹则是知识载体的趋向简易、快捷，不断更替超越。”对于对出版业态造成极大冲击和压力的数字技术，贺圣遂抱着相当乐观的看法，在《适时而动，迎接网络出版的新纪元》《后印刷时代：为出版插上飞翔的翅膀》《数字化技术使出版的未来超越想象》《为出版插上飞翔的翅膀——论技术在出版变迁中的作用》中详尽列举了数字时代下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创造了全新的传播环境”“构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提供了新的阅读载体”“营造了新的出版环境”“拓展了新的出版营销渠道”，预言“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正预示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数字文明型态的出现。”更有意义的是，针对出版人对于新技术冲击产生的恐惑心理，贺圣遂也进行了解读和评析，指出“新技术的诞生并不就意味着过去技术的死亡，手抄本、纸质印刷本和电子版图书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友好共处于读者的书桌上”，“我们应该明白，传统出版不会消失，它只是改变了形态”，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应该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合作共赢的叠加式发展，并非是你死我亡替代式的零和博弈，对出版业来说，“历史需要蔡伦、毕昇和谷登堡,也渴望更多的冯·诺依曼、王选和比尔·盖茨”。贺圣遂在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期间，对数字网络化出版工作非常重视，整理了图书的电子文档、解决了数字图书的版权争议、增加出版物网络营销力度、实现与下游厂商的深度合作，这一系列的擘划与举措正是对他相关出版观的呼应、印证、检验和深化。

    编辑人才观的建构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在一个企业所有的资源中，人是第一位的财富。出版业同样如此，“在完全没有一般企业那种生产设备的出版社里，人就是出版社的机器设备”。当然这里的“人”实质上指的是“编辑出版人才”，有了高质量人才的集合和聚力，出版事业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作为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贺圣遂深刻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出版业因其具有高智能投入以及知识密集型的特征,明显地倚重个人的创造性才智的发挥,没有人才而要想使出版社有所发展,几无可能”，“充分重视人才的作用，努力网罗人才，对于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内容是核心要素和主要价值所在。在贺圣遂眼里，内容生产，编辑为王，与创造“内容”有着直接、密切关联的编辑是首要的人才，是“出版业发展之关键”，“拥有怎样素质的编辑队伍,便会有怎样水平的图书产品。出版社的效益和声誉，总是最直接地与编辑的风格和才能紧密联系”。以此认识为基础，他从编辑人才的内涵、优秀编辑的特征以及编辑人才培养的方法、路径等着手，建构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编辑人才观。

    贺圣遂认为中国市场上缺乏精品，出版物质量普遍不尽如人意的背后主要是编辑因素，一方面是“编辑人员学养方面的欠缺”，一方面是“在经济大潮的刺激作用下，某些编辑的敬业精神不够”。在此情形下，一位优秀编辑的意义就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了。在贺圣遂看来，优秀编辑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部分。第一，要有编辑信仰，这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前提，“从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的信仰出发，矢志不渝地执着于出版业，是一切成功的编辑出版家所必备的首要素养”，有了编辑信仰，才能坚定出版信念，明确出版方向，充满工作热情和动力，才能催生出精品图书。第二，要有杰出的编辑能力和极佳的编辑素养，即贺圣遂总结归纳的“慧根、慧眼、慧才”，具体而言是“对文化有敬仰，有悟性，对书有超然的洞见和感觉”“对文化产品要有鉴别能力，要懂得判断什么是好的，优秀的，独特的，杰出的，不要附庸风雅，也不要被市场愚弄”“对文字加工、知识准确性，对版式处理、美术设计、载体材料的选择，都要有足够熟练的技能”。第三，要有良好的服务精神，“编辑依赖作者、仰仗作者，因为作者的配合，编辑才能体现个人成就，因此，编辑要将作者作为‘上帝’来敬奉，关键时刻要不惜牺牲自我利益”。编辑和作者之间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搭档，还应该努力扩大和延伸编辑服务范围，成为作者的生活上的朋友和创作上的知音。

    通过回顾、梳理编辑工作演变的历史，立足于编辑活动的特征，贺圣遂提出编辑职能历经了收集与诠释、整合与开拓、创意与造新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当代经济、科技、文化的环境决定了编辑职能应更多地侧重于利用独特的创意制造充满新意的图书产品。依据这种判断，他主张创造力是现在编辑工作至关重要的要素，对编辑创造力问题进行了持续地思考，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编辑人才观。在《编辑创作力三题》中，贺圣遂指出“发现的能力、组合文化的能力、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是编辑力的三个重要方面”，拥有这种编辑创造力，就能“独具慧眼，发现优秀的作者和市场契机”，就能“目光敏锐，领先常人捕捉不易觉察的文化潮流，通过文化组合编辑出适合潮流的图书”，就能“善于创新，采用一切新编辑手段、新技术、新材质，打造全新的图书样态”。

    紧接着，他又在《关于编辑创造力的思考》一文里补充了“催化的能力”，将编辑人才内涵中的“服务精神”融合于“编辑的创造力”中，提倡不但“在知识上和文本上给作者提供助力”，“提升和完善作品，成为作者的好参谋”，还要“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给予作者扶助，帮助作者完成原本难以实现的写作计划和研究规划”。从中可以看出，贺圣遂对编辑人才的思考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深入，并注意逻辑上的接合和理论上的严密，逐渐形成了契合时代特征和出版特质的编辑人才观。也正是在这种编辑人才观的指引下，贺圣遂领导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培养了一批有创造精神和有加工能力的高素质编辑，为单位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复旦社也呈现出奋进、和谐的良好运营态势。

    出版观之形成

    贺圣遂在出版界耕耘多年，

    对出版业的动态、走向都熟稔于心，能紧贴出版脉搏，注重“问题导向”，向出版的实际状况发问与求索。因为是研究文学史出身，贺圣遂对出版史、出版人传记很感兴趣，广泛阅读，这也使得他更多地引入世界视角和历史视角进行论证，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中厘清错综复杂的事实，得出清晰客观的结论。像引发外界关注的出版与技术关系的观点中，他纵览古今，从蔡伦、毕昇到古登堡，从铭器甲骨到铜版活字，从机械印刷再到数字出版，既描摹和确认了世界各地的出版业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和数字化的演化路线，又呈现和阐明了不同出版文明形态的各自特点，最后得出传统出版并不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渗透而消失，而会加快其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成为和数字出版并存的一种新的出版形态。在《卖书不是卖牙膏》中，贺圣遂横贯中西，将珀金斯、王云五、陆费逵、葛德温并论，列举剖析《尤利西斯》《哈利·波特》的成功之道，力陈卖书不能等同于没有灵魂和感情的卖牙膏，强调“好的图书或许需要设计营销使之传播广远，但是决定图书命运的，根本上永远是每一本书字里行间蕴蓄的思想和感情，绝不是把它们卖出去的方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出版界议论纷纷，危机之说沸沸扬扬。贺圣遂在《入世，对中国出版意味着什么？》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直言“中国出版业是否面临危机与加入WTO应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并颇具前瞻性地指出“对中国出版而言，WTO更多带来的反而可能会是技术层面上的变化，即在出版社管理经营方法、图书制作工艺、营销技术手段诸多领域产生更多的作用”。“入世”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现实如集团化建设、改制上市、兼并重组、版权保护、数字出版、图书输出、网络购书热等都充分验证了贺圣遂的预判和展望。

    同时，贺圣遂努力将自己思考总结的经验、教训、收获、成果与出版同仁共学、共做、共守。他关于出版本质观、科学出版观、编辑人才观、出版技术观等的系列评论都引发了出版界的共鸣与热议，他提出的深度出版、主题出版、主体阅读、大学出版双轨机制等概念提法或建议举措也都对出版业转型改制、健康持续发展有重要启发，甚至是直接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贺圣遂的思考并非是简单的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化的宏观教导，而是对一些具体的出版现象或亟需解决的问题有所涉及。针对实体书店陷入生存困境，频频关门的现实，贺圣遂通过深入分析，认为“供求关系的逆转”“阅读技术的变化”“网上书店的兴起”直接造成了实体书店经营困难，需要在国家制度层面“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措施”，在社会环境层面“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营造社会阅读的氛围”，在书店经营层面“提升品质”“强化服务精神”“树立书店品牌”，“只有这样，实体书店才能成为读者精神休憩的港湾”，才不会再有生存之虞。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不但得到了验证，而且获得了衍化和延伸。面对国内出版业纷纷组建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撰写了《他山之石犹可鉴——美国出版业兼并给我们的启示》，放眼世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大声呼吁，要以“聚薪传火、播种文明”为己任，确保出版的优良品质，“摒弃出版业的GDP迷信，重视出版在建设中国和谐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和功能，强调出版人的品质、素养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敬业精神”。（载《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2月27日）他的这种声音得到了包括资深出版人聂震宁、俞晓群、李人凡在内的诸多同行的高度认可与积极回应。

    贺圣遂为人豪爽、“喜欢魏晋风度，是个具有真性情的人”，对待图书出版充满使命情怀和工作激情，这种个性气质也影响着他出版观念的形成。贺圣遂在总结出版界前辈刘杲的编辑出版思想时，认为刘杲先生一生都是为出版灵魂的闪光奉献智慧。其实和他敬仰的前辈一样，贺圣遂身上也镌刻着灵魂深处的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