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主流”难成“一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用一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以快速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奇迹的发生，用西方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是无法解释的，但我们又没有同步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己的“模型”，所以呼唤本土模型的主张应运而生。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并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从而改变一百多年来把中国“西方化”这一趋势和现状，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期刊界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详见5版）
钱锁桥对话周晓虹：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精神
我为什么说林语堂是“暖男”呢？所有的标签都是比较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他对传统中国的接受，或者说认可的程度，要比同期的作家都温婉一些。大家读过巴金的《家》《春》《秋》吧，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的冲突，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中国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这种对峙，在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文化每一页都是吃人的。但是你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把脉，他就没有感觉到这种东西。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差异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林语堂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受到太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压抑。我们都知道朱安和鲁迅的关系，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不仅是鲁迅，对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每个人都有父母给他们留下的一个“遗产”，那就是他们的小脚妻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林语堂是中国文化的异类。
（详见7版）
乡村的挽歌或者乡土重建的呼喊
随着《乡土中国》被列入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整本书阅读”指定书目（另一本是《红楼梦》），对于乡土的关注再次掀起一个高潮。我们十分期待的是，这个高潮延续下去，能有更多的思考和解决方案，因为我们注定无法不去探求一个乡土做底的社会如何与现代化结合。近些年来，乡村的凋敝之相时常在网上掀起叹息的热潮，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漆教授的村史或许可以看作一曲乡村的挽歌，但在这挽歌声中，有更强的旋律奏出乡村重建的呼喊：“从地球上将一个漆家山抹掉并不可怕，一根残发而已。但问题是，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外滩，都仅仅只有一个，而大江南北遍布的山区，处处都有漆家山，如将其全部割去，那一头浓密的秀发就只剩下稀疏的几缕，中国将不能称其为中国。”
（详见9版）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陈寅恪”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和代表，陈寅恪这一形象的被宣传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迫使他们在内心自审自问，并再次唤醒了他们的使命感——即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不懈地努力，并真正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意义早已超出学术研究范围和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范围，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和“鲁迅”一样泛化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符号和象征。与此相比，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苟且、而奴颜婢膝者，不仅受到鲁迅的辛辣嘲讽，也可以在陈寅恪著作中找到毫不留情的批判：“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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