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新组建的文化与旅游部正式挂牌。意味着一个政府部门将统管文化和旅游两种事务。当然,这首先是体现了政府精减机构职责整合的改革举措。但是,其意义不可小觑。有评论说:旅游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而文化具备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让旅游变得更有认同感和获得感。很显然,文化和旅游的成功融合,便使文化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旅游品“质”与“量”的新提升。
文化与旅游历来亲密,文化的理想经常通过旅游来表达;旅游本身也就是一种文化,也可以说旅游是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是可以在旅游的时空中充分体现的,这是一种天性。文学中最先进入旅游文化的,恐怕要算诗与词了。尤其是中国,汉语方块字,字形字意都能完美透彻地表达旅游人的思想心境。甚至于影响到旅游景点的产生和发展。
旅游中审美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它是宇宙的赏赐人类的建造;另一类是人文的,这是人类灵魂的倾诉。自然的、人文的都是文化,并且二者是相融的。自古以来,无数的智士贤人热心为旅游文化的发展效力,更有甚者为之殚精竭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明朝学者潘之恒就是其一。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号鵉啸生、天都逸史、冰华生。安徽黄山脚下歙县岩寺人(岩寺,现属黄山市徽州区),祖父潘侃是个盐商,徽商具有着“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特点,潘之恒的祖父很有文化修养,五十八岁中举人,官至福建汀州府通判,父亲潘召南,也是个读书人,未参加科举考试,一生营商。
潘之恒受家庭熏陶,从小喜爱读书、作文、写诗。曾做过国子监生,科举失败后就放弃了追求仕途而沉缅于文化。由于家庭在外经商,因此,他得以四下周游,足遍齐鲁燕赵,阅尽名山大川。同时,又酷爱戏曲,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写诗撰文、组织戏曲演出和评论、引领商人、艺人、写家游览名胜的同时,观看名优表演,聆听曲家弹唱。如此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令人仰慕。
纵观潘之恒的一生,他虽然扮演着各种角色,但是,其角色表演行动主要还是在旅游——这一庞大的时空舞台上。他的文化在游山玩水中展现,他的才识饱蘸着天南海北的山水情。这位使多种文化形式与旅游相融合,一辈子潜心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徽州奇人,古今少有。今天,当我们研讨文化与旅游相融合时,反观潘之恒,体味他的文化意识,同时联系古今实际,来探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问题,应当说是有实际意义的。
游览,就一般性的活动,是每一个人想做到而可以做到的事。但在游览过程中和游览之后,对于景观的评价和感想,一般人都是触景生情即兴表达。说景、议景、唱景、摄景,总是围绕景本身。然而,文学家,尤其是诗人,游览中特别喜欢节外生枝,“说景”似乎只作个开场白,用心之处在于直抒胸臆,把内心深处由景生发的想象,情景交融的感悟惟妙惟肖地描绘在诗词和散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诗人,他们的旅游诗并不在说景,或通过说景写人或直接写人,以对景中之人的描述评价,传递诗人的情感意愿,这是一些“以人为本”的旅游诗人,潘之恒就是。
潘之恒的诗作《游楞枷山》:移棹出横塘,悠然见上方。天从湖尾缩,山带树容苍。客病消茶碗,禅心醒石床。翻岭台畔草,尽作苾刍香。
楞枷山是苏州的名胜古迹,本名上方山,因山与佛有缘,固从佛教《楞枷经》意得此名。是南宋名臣、大诗人范成大的故乡仙境,范成大曾写有七言绝句《横塘》,表达在故里送客心情。《横塘》诗曰:“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两位诗人笔下的“横塘”乃是楞枷山的古渡通衢,大诗人范成大的七绝《横塘》为世间奉献了一幅江南特色的诗情画卷。诗句“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被奉为经典佳句脍炙人口。地名“横塘”,也因此成为古代一种“送别”礼仪的代名词。400年后的潘之恒对于先辈大家的七言绝句自然是顶礼膜拜,《游楞枷山》的首句直书“横塘”溢于言表。但是,潘之恒的诗作《游楞枷山》的妙处在于不停留在说景上,而在于另辟新境——说人。“客病消茶碗,禅心醒石床”,反映的是病人跋山涉水来名胜求佛寻医问药的情景。医僧把步入禅室的患者视为客人,安抚入座奉茶问诊,细访脉息,每每药到病除起死回生,患者心悦诚服感恩戴德。虽然佛医只是小乘,只能度化少数人脱离苦难病症,但是治病救人确是一种积德行善而令人尊敬。“翻岭台畔草,尽作苾刍香”的两句,则是潘之恒以自己诗人特有的“以小见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称赞。他把时光荏苒中积德的医僧和佛家弟子看做台畔草,然而这些不起眼的野草,却散发着苾刍的芳香,苾刍是西域雪山的香草,佛家常比喻为出家佛门弟子的芬芳品德。
“天下名山佛占多”,名山名佛藏名医。自然不一定是佛教,道教也有道医,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如闻名遐迩的《黄帝内经》就出自唐代的黄老道家,后人称作药王的孙思邈之手。积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之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是明代道家子弟李时珍的著作。无论是佛医还是道医,都是极为珍贵的中华传统中医学,这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半壁江山。潘之恒的旅游诗独具慧眼,在无计其数的旅游者不太在意的针灸号脉上发见良知。这里有丰富的人文信息,旅游空间理当珍惜。
潘之恒多才多艺,但他首先是位戏曲家,家有戏班子,外有戏友圈。他的戏友圈可了不得,老乡中有师长辈的国学大师汪道昆(1525—1593),赣有“无梦到徽州”拥有扛鼎之作“临川四梦”的昆曲巨匠汤显祖(1550—1616),苏有“词才乐才两全高手”的昆曲改革大家梁辰鱼(1521—1594),至于名优名票无计其数。确是一位海内多知己的大人物。
他爱看戏,戏散了还在琢磨,写了一摞评论和艺人看客书面神聊,或筹办研讨会或会见相关人士谈戏。因为他酷爱旅游,是一位旅行家,所以他经常把这类戏剧活动安排在旅游点上。边游玩赏景边看戏品戏,兴奋之余,便有一篇篇诗稿流出。
“梨园处处按新词,桃叶家家度翠眉。一自流传江左调,令人却忆六朝时”《白下逢梁伯龙感旧二首》
“板桥南岸柳如丝,柳下谁家将叛儿。《白苎》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雨填山翠通城染,潮没堤痕去路疑。年少近来无此曲,旧游零落使人悲。”《昆山听杨生曲有赠》
潘之恒的这两首诗,反映了昆曲的创兴与改革:明嘉隆年间,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改革,创立悦耳动听的“新声”风靡大江南北。但“新声”只是清唱,梁伯龙继承和发展了魏良辅的成果,领“新声”走进舞台敷演传奇,扩大了“新声”的表现力,使得“梨园处处按新词”,赢得了“子弟喜歌之”。至此,一个新兴戏曲剧种——“昆曲”诞生。梁伯龙不仅仅使“新声”走进舞台,而且用“新声”谱写散曲,梁伯龙自己的散曲集《江东白苎》全配了昆腔演唱并且广泛流行,人们乐称这种“流行”为《白苎派》,“《白苎》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的诗句概括了这番成果。昆曲是中国戏曲之母,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粉丝可观,研究者众。爱屋及乌,它的根据地昆山和金陵,势必为热爱昆曲人们所向往。与昆曲相关的物质环境自然成为旅游热点。
潘之恒与梁伯龙(梁辰鱼)在南京会面,两位戏曲大家是边观景边谈戏,但谈话的内容并非家长里短而是发生在当时的昆曲变革,影响一个剧种未来发展的主题。这首诗得以流传就在于观景的感受与谈话的情绪融合。
潘之恒游记的传世名篇《秦淮看月记》,在旅游类的诗文中,是屈指可数的一篇长文,要紧处在“匝青溪夹岸竟传吴音,而阁中以真情胜者,则元女之珠献彩女之箫,随其孤调皆绿云之音,其为剧,如琵琶、明珠更为奇绝,余悔其闻之晚而娱耳浅也”。这里刻画了当时的游览名胜区,有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旅游人在游览中又可以欣赏到高水平的歌舞,优美的音乐演奏。如此尽善尽美的旅游文化,使旅游诗人都感到“相见恨晚”,自觉“才浅”。
非常明显,游览与演艺的结合古来有之,二者是互补的。我们从潘之恒的游记《秦淮看月记》中可以得知,明朝的游览胜地少不了演艺娱乐。《游记》把苏州虎丘和金陵秦淮的中秋之夜作了比较,两地中秋都是皓月当空月色如昼,一样的充满诗意。但是“时善音者皆集金陵,子夜闻之靡靡耳”。两处的差别就在于此。虎丘的演艺和秦淮的演艺相比有所逊色。因为秦淮游览区的“是善者”即“有才华的演艺人员”,云集于金陵,高手以“奇绝”的技艺抒发“真情”打动游客。因此,便呈现出“笙箫韵动秦淮月,令人赏玩情绪大增”的效果。
阁,词典解释说: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供远眺、游憨、藏书、供佛之用的楼台”。《秦淮看月记》中描写的阁,自然是供游憨之用的演艺楼台,通常游览区除了阁之外,还会设置室内或露天表演的舞台。游览区这类游憨建筑的设置,可以说是旅游与演艺融合的体现。旅游是一种动态行为。在游览区游玩、参观必然消耗体力。而观看表演,是一种顺乎自然的歇息,无需体力消耗,而且通过观看表演产生乐趣,放松了紧张的情绪和调整了内外节奏、消减了了疲乏。同时,游览区的表演内容一般是娱乐性的,优秀的有品位的娱乐性剧节目蕴含着“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精神输氧也可以使休闲文化更高尚更健康。
旅游是一种文化,它展示的内容主要是自然景观人文古迹,但是,它的包容性很强,能将许多精神性的非物质性存在纳入其中,特别是艺术表演和展览,在功能上与前者一样,都是提供旅游者观赏。游览和娱乐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综合文化。是见识与休闲的融汇。品味就在融合中体现。当人们选择游览环境时,在考虑经济、交通、起居、饮食外,自然会从文化上考虑与选择。
潘之恒在《秦淮看月记》中,被秦淮的艺术真情深深打动,悔见之晚,恨学识浅,未能收益满满。
潘之恒一生爱旅游,并且在旅游中不停笔,是一位“走一路写一路”的旅游诗人,除了诗,还有专著,第一部《黄山志》就出自他的笔下。他同时又是一位戏剧评论家,著名的“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其词,复以通士标其式”的《演习三部曲》,就是这位行家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戏班的排演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