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与中国小说美学传统

    相信人与人之间某种情感的建立，是需要“缘”的。“缘”是引发双方心灵共振的电磁波，只有在同一频谱上才有可能对接。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即或是茶友，或酒友，也得有“茶”或“酒”为媒。

    同样，在文学创作中，一部好作品在某个时刻出自某位作家之手，也需要一种“缘”。“缘”至有如神助，“缘”未到只能等待。强求就如同催生尚未足月的婴儿。刚拿到贝拉的长篇新著《幸存者之歌》时，多少也有点担心，这样一个历史题材，如何让文字充满质感，让细节饱满，让人物鲜活，让故事好看，显然面临不小的难度。读毕全书，疑虑消除：这是一次畅快淋漓的阅读旅程，新鲜、新奇感不断撞击着眼球，如同观赏某处陌生而奇妙的风景，步移景换，时时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间桃花始盛开”般的惊喜！

    于是就想到，一部好作品的诞生，一定有“缘”在发生催化作用。一方说，我终于想起了你；另一方说，我终于等到了你。它决定了《幸存者之歌》只能出自贝拉之手，换个写作者就不是这般品相和风貌。在上海出生、长大，有音乐教育背景，在黑白键上可以出色演奏中外名曲，多年旅居日本、欧美海外多国，熟谙多种外国语言和风情……我所指的“缘”即由这些元素化合而成。由此笔者叹服并理解了，作者描述她笔下的那些二战时期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以及各种不同国别的人物，为何既能精确把握又腾挪游刃有余。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有多年旅居海外经历、具有国际性文学视野的贝拉，写起中文小说来，却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小说家，几乎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径。这里没有花拳绣腿式的刻意炫技，没有荒诞、魔幻和故弄玄虚的晦涩，没有时髦的碎片化细节堆积……她中规中矩地写着现实主义的故事，文字清晰、准确、流畅、优雅，可以直接朗诵。如果说有浪漫主义气息，个人认为也主要表现在情怀上，而不是叙事技巧。她的创作方式是一板一眼的“现实主义”正面强攻，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经验的再现。这样一种叙事风格，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论述的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写作传统，也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初期的审美脉络。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共融相通的美学特征的，诸如：有整体性的故事逻辑的推进；有精细入微的人物形象和心理刻画；情节的虚构来自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整合，并努力通过虚构故事揭示生活的本质真实。小说中的原型故事——曾八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好莱坞制片人迈克·麦德沃之父的经历，为作家提供了核心故事的素材，但根据这些素材要创作出一部优秀小说，仍然需要作家调集长年生活经验的积累，借助想象来完成创作。现实主义不是照搬档案记载和采访笔记，正如鲁迅曾说的需要“拼凑”。这当然是一种谦逊的说法，换一种说法，应该是遵从生活真实的天衣无缝式的虚构。

    也许是笔者的一己之见：小说最成功之处在于，为读者奉献了一组乱世时代背景和环境中绽放生命之光的血肉丰满的人物——犹太青年大卫、女歌手朵拉、朵拉父亲艾萨克、奥地利“香肠男高音”沃尔夫、风情万种的海上名媛姚慧君、海归富二代陆天河、曾流落风尘的日本女孩佳代……他们都是法西斯暴徒枪口下的幸存者，但他们却以微弱的声音、仅存的力量，唱出心中的歌，向天空、大地和人间呼喊自由、和平与爱情。如果按照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小说人物类型的划分，大卫、朵拉显然属于“扁平型人物”，特征鲜明、品质单纯。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为“爱”而生，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乃至让人绝望，无论有多少尘世的利诱困扰，“爱情”成为他们相互吸引、相互助力、滋润生命根脉的“维他命”。尤其是犹太姑娘朵拉，在作家笔下是一尊美的女神、美的符号，她的存在几乎成为引领书中所有男性向善向美、励志前行的车轮。相比较大卫、朵拉，艾萨克、姚慧君、陆天河，则可以称之为“圆型人物”，他们的个性特征、内心世界、人性表现，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面组合，很难用一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他们的类型标识。艾萨克是精于算计而又善良的犹太商人，虽然深爱自己的宝贝女儿朵拉，但为全家生存、未来计，又不得不把朵拉的婚姻时时与现实利益最大化勾连；上海富豪姚润笙的私生女、美商电话公司话务员姚慧君，敢爱敢恨、风情万种、绯闻不断，堪称旧上海十里洋场气质最高雅、衣饰最时尚、最让高官富贾、公子哥儿心仪的女人，无疑也是世俗社会最饱受争议的女人，但她心中也有着纯真而神圣的爱情追求。遗憾的是，她追求的男神大卫，心中只装着朵拉。她为此内心饱受折磨却又表现出博大的气度和包容心。高尚与卑微、复杂与纯粹、光明与幽暗、污浊与通透，汇集在这些“圆型人物”身上，需要我们去慢慢品味咀嚼。即便那个面貌可憎、阅女无数、风流成性的海归“富二代”陆天河，也醉心于纯洁如莲的朵拉。为了让朵拉在黑帮的枪口下逃生，他挣扎着血迹斑斑、布满枪洞的躯体，死死抱住追杀朵拉的黑帮枪手的腿，将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渗透在为“美”而付出的土地上。

    作者所自许的“浪漫情怀”，或许就表现在对美好情感的珍惜和向往上吧！“香肠男高音”沃尔夫对“初恋”的一段表白，最能体现小说的“浪漫情愫”：“初恋对于我这样刻板的男人意味着什么。它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是世界开始的地方，是音乐在山间溪流里的回荡，是帆船经过茫茫大海的颠簸而停泊在港湾，是古老教堂里悠扬的钟声响起，是婴儿最初带着啼哭的诞生，是纯洁的修女最后回到天堂的路……”小说中除了大卫与朵拉的爱情故事写得摇曳多姿，“香肠男高音”沃尔夫与日本女孩佳代的爱情悲剧，似乎更震撼人心。

    小说的尾声是“一封寄往天堂的信”，作者用这封信将想象的“风筝”拉回到现实的大地。就在作者给这部小说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小说的原型人物朵拉、迈克·麦德沃的母亲，在95岁高龄时安详辞世。但愿朵拉的天堂之灵，能听到作者的心声：“法西斯的残暴，挑战着人性与生命的底线，我的心在不断撕裂和愈合中，续写着你们在上海的传奇爱情与如火的青春，我的灵魂依附于书中人物，与他们一起哭泣，一同欢笑……”一部小说，能成功地推出一组活色生香的人物，能有清晰、精确、流畅、优雅的叙事表达，能让人读出善、读出美、读出悲悯之心，已然是一部上乘之作了。至于如何给它在小说家族的长廊中定位，需要时光老人和读者来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