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后台研究的一大收获

    《乡里与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一书是蔡丹君在她前几年撰成之博士论文（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的一部专著，凡四十余万言。最近通读此书，十分兴奋：理解十六国与北朝文学，于此又有了一条足以贯通全局而且相当通畅的路径，与先前颇为学者乐道的种族、门第、地域、宗教等角度足以互相发明，而且可以起到某种统摄的作用。

    本书的要旨和意义大抵见于绪论中的这样一段话：

    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一般“重南而不重北”，且一般认为是南方地区文学主导了北方地区文学发展的方向，影响了其后来居上的的文学成就。而事实上，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遵循了它自身的道路。在历史变迁之中所形成的北朝文学发展局面，与南朝截然有别……在将近三百年的漫长历史变迁之中，北朝文学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样的折转：在城市遭到摧毁之后，文学的发展从上层社会渗透到更为广阔的乡里社会中，文学发展的使命，也随之从上层世族文人的手中转到中下层士人的肩上。乡里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的文人，文学在“乡里社会”中得到传承和创新。随后，乡里所产生的文人又向城市聚拢，回归。这种在乡里社会中繁育出的巨大文化再生力量，使得北朝文学的发展秩序，可以适应战乱，适应异族统治，适应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获得存续和再生。（第11页）

    西晋“八王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把首都洛阳和一批城市完全摧毁了，许多世族特别是高级世族不得已向长江以南迁移以求自保，永嘉（307-312）时更形成了“四海南奔”的可悲而壮观的局面；但仍有大量的世族，主要是中、下层世族，并没有南奔，而是从城市退回乡里，或一直在故里坚守，抱团取暖，繁衍后代，耕读传家，以待未来；等到政局渐趋稳定、天下比较太平以后，其中的优秀人才通过各种途径又渐渐走出乡里，来到新的政治中心——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长安——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寻求比较远大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文化、文学活动。

    都城——乡里——都城，蔡丹君以其学术慧眼看透了中古后期的北方有这样一条线索，并就此对十六国与北朝文学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崭新的通论，于是写出了下列五章锦绣文章：

    “还居乡里”：西晋末年文人、文学的存续

    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与乡里士人北朝的乡里制度变革与文学发展魏末乡里士人群体在洛阳的文学活动

    北朝末期都城文学的发展及其对南朝文学的超越

    每一章都根据相当详尽、经过烹炼的史料加以充分的论证和叙述，同时吸收了中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畅论所见，文史结合，头头是道。读来如瓶泻水，痛快淋漓。

    书中有些节段很像是历史学特别是社会生活史的宏文，似乎同文学关系比较远，全书也较少论述文学文本。这是因为作者的本意和重点原不在研究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具体的文学文本，而在探讨这一阶段文学发生、发展的空间和历史条件，说明它是如何存在，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质的。这是一种致力于纵深背景与多维机制的研究，而非常见的传世作品之分析与鉴赏。文学史研究如同看戏，资深戏迷往往要深入到后台去探视研究一番，当然，一般的戏剧爱好者和评论家只须坐在面对前台的座位上认真看戏也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单是北朝文学因其文学文本不足而不得不于幕后用力，即使是文学繁荣、文本丰富的时段，也很应该加强其后台的探讨研究。研究前台的文学成就史是完全必要的，探讨深藏在背后的文学发展之深层机制也同样必要，而且也更加可以有所作为——这里分明有许多富矿。

    深入研究社会生活同北朝文学的关系，乃是由已故国学大师曹道衡先生开创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一条思路。本书称曹先生为“北朝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唯一真正研究过乡里社会与北朝文学发展之具体关系的研究者”（绪论第20页），蔡丹君先后师事曹先生的高足弟子傅刚、刘跃进，于是很顺当地沿着曹太师的路子继续往前走。她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自是渊源有自；而更值得欣赏和表彰的，是她的勤奋、聪明、灵敏，特别是对于学术研究抱有高昂的热情。青年学者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名师门下未必个个是高徒，正如富豪的后代未必能始终全都腰缠万贯一样。

    “老见异书”是人生的快事，所谓“异”，就是远离平庸的意思。读过蔡丹君这部新书，令人对北朝文学研究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顺便也提两条意见，聊供参考并借以结束这篇读后感。

    一是后来北朝文学的水平超越了南朝，其原因固然要从北方去找，如蔡书最后一章已经予以深入探讨者，同时也要注意南朝后期文学的衰落。萧梁后期宫体产生以后，取得了若干成绩，影响异常深远；可惜的是侯景之乱使得南方元气大伤，后来以宫廷文人为核心的南方文人群体眼界越来越窄，艺术上渐趋于单一，陈朝的文人精神日渐萎靡，往而不返，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了；北方则较多生气。人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一边在向前走，一边则往下滑，于是水平的对比就有利于北而不利于南了。南北朝文学还是放在一起来讨论为好。

    二是本书有些话好像说得不够准确，例如说“永康元年（300），潘岳等人已经见杀于东海王越。”（绪论第3页）查潘岳等人是被发动政变的赵王司马伦及其嬖人孙秀杀掉的，与东海王司马越无关。《晋书》卷五十五《赵王伦传》载：“（司马）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孙）秀……前卫尉石崇、黄门侍郎潘岳皆与秀有嫌，并见诛。”又如在讲起北魏河朔士大夫与凉州文人的关系时，引用曹道衡的意见道：“这些河朔的士大夫……由于缺乏交流和互相切磋，水平很难提高，估计崔浩赠答张湛的诗如果保存到今天，大约也不过像宗钦、高允相赠答及段承根赠李宝之作一样质木无文……至于凉州文人，在入魏之前，恐怕其文学水平也比入魏前要高。”（第192页）这话很是费解，其中或当有错字。诸如此类的小瑕疵都是无关宏旨的细节，如果工作更仔细些，那就更好。